马世界的生化战士——改良马

在汉武帝时候，为了改良马种，曾派遣使臣到西域大宛交换汗血种马，这样便导致了大规模的历史上有名的夺取汗血马的战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国（即今苏联中亚分田亚乌兹别克共和国之一邑）……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贰师，大宛城名，期至贰师取善马，故以为名）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由此可见在两千年前，我国早就知道了引用外来良种改良马匹了。同时苏联的古代马种对于中国马匹的改良，曾起到了极大作用。

“改良马”是什么马？其实改良马并不特指某种马，它指的是一类马。



我们口中所说的“改良马”，一般是指来自国外的优良马种，与国内的本土马进行杂交而生出的混血马。用到的国内土种马有：哈萨克马、内蒙古马等等。产生的这些混血马，主要其生理结构、使役性能等得到改进，使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例如在解放后，用苏联引进的优良马种，如：苏高血、苏纯血、苏重挽……改良后的国产马，尚未进行品种鉴定和命名的，这一类马多被称为“国产改良马”。



伊犁马是以新疆的哈萨克马为基础，与前苏联顿河马、奥尔洛夫马等杂交而成，当地牧民称它“二串子马”。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伊犁马的培育主要以顿河马为主。由顿河马与哈萨克马杂交繁育而来的伊犁马，集顿河马与哈萨克马的优秀基因于一体。顿河马原产于苏联的顿河草原，我国将其引入改良哈萨克马，培育伊犁马。据《中国马驴品种志》记载，顿河马适应性较好，耐粗放饲养管理，尤其在草原区表现良好，恋膘性好，发病率较低；性活动较规律，受胎率在90%以上；骑乘速度和持久力较好；遗传性稳定，杂种马对顿河马特征的遗传性，特别是毛色表现得比较明显，尻和后肢发育良好。哈萨克马历史悠久、遗传性稳定、体型中等、体质结实、气质灵敏、速力较快、持久力强、适于山路骑乘，并有较好的产肉和泌乳性能。



再比如张北马是一种杂交改良马。自1951年以来，为了改进当地蒙古马的体力与体格，提高其生产效率，张北县的农牧民用高(纯)血公马对当地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之后，河北省农业厅代表国家农林部将这种杂交改良马命名为张北马。



张北马毛色以粟、骝、黑色为主。体型健美，颈较厚，蹄质坚实，眼大有神，耳直立，结构匀称、紧凑，体幅宽度适宜，髻甲明显，性情温顺而有悍威，挽重能力强，故为我国良种马之一，驰名长城内外。



这时候可能就有读者有疑问了，那么，纯血马与国产马交配产驹，是半血呢？还是改良马呢？
首先来说说什么是纯血马吧，纯种马是指血统纯正的马，纯血马是指源于英国的一个马种，多用于赛马运动（英文名为Thoroughbred，大陆译为“纯血马”）



若不加以特别注明，一般是指含有纯血马血统的半血马，而不用“改良马”这个名称。不过，也有很多人把各种半血马与当地土马种杂交的后代叫做改良马。



美图欣赏
马界精灵：阿拉伯。

冷蹄无疆 发表于 2021-1-16 21:44
汉武帝有意识的选取良马，作为种马。《史记·大宛列传》说，汉武帝命李广利伐大宛时，专门选派“习马者二 ...

三、汉代马种的改良效果
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汉代马匹改良的实际效果。汉初马的造型特征与秦始皇陵所出陶马相同，仍保持着体矮，颈粗、多呈水平颈，头大、耳前伸，多直头或微兔头，胸廓宽、腰背弯曲，四肢短等特点，基本上属于蒙古马或河曲马，体形为挽型马。以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陶马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丛葬出土陶马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杨家湾出土的陶马中，已有部分陶马的体高基本等于体长，耆甲高，腰背短，头向上昂，张口嘶鸣，造型比较生动。陕西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马，是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168年）雕刻的，反映了大宛马的外形特征。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鎏金铜马，虽然还带着中国原有马种的特点，但更多反映了大宛马的形质，四肢变得修长劲健，直头，头小颈细，腰背宽平，双目炯炯有神，反映了大宛马对中国原有马种改良的初步成果。更接近大宛马的是陕西固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马，长颈弯曲，昂首前视，身体浑圆，筋肉丰满，口鼻方正，马尾高扬虽四肢仍较粗短，但西汉良马的神韵完全具足。
从汉武帝时开始直至魏晋，头小英俊，颈长弯曲，腰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部圆壮的“天马”，取代了原来马种。考古发现的马，除了画像石、画像砖外，还有木、漆、陶、铜等多种质地，遍及陕西、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这些马一方面体态矫健，生动传神显示出“天马”的特征。“这足以说明中原传统的马种已掺入了大宛马的血液。且这一改良品种的足迹已基本编辑中国”；另一方面仍显示出与其出土地马种相似的特征。如四川绵阳何家山，贵州兴义汉墓出土的铜马，体格短小精悍，头重，颈长，四肢细长，躯干短，符合西南马的特征。
汉马中体形最为独特、最能显现良马特征的要数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此马体躯长广粗重，胸阔矿身，腰背宽直而短，*形正，肌肉厚，完全是似重型挽马；另一方面，头小、清秀、干燥，眼大，耳小，鼻直，颈细长弯曲，呈鹤颈，四肢中等长而干燥，关节筋腱明显，管沟深，无距毛，这一切又完全似轻型乘马。此马竟然将把两种极端相反类型的马结合在一马身上，把马的主要功能——力量和速度兼而有之。在外形上，对每一部位都作得十分完善、准确、明显，无任何一处失格；对整个马体结构做得十分协调完整，并把马的悍威、气质、风采、步伐与速度等表现得充分无遗。 特别是对侧步的走法，为甘肃天祝岔口走马、青海海北浩门所具有的遗传性状。更奇怪的是以外国马与本地母马杂交所生的马驹，不少也会走对侧步。这说明铜奔马是汉代以来生活在甘青地区的胡羌等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用当地的良马同中亚汉血马、大宛马等交配出来的。这匹马是汉代最佳马的样板。反映出汉代对中原原有马种的成功改良。

以上，转自胖小妖的新浪博客。

冷蹄无疆 发表于 2021-1-16 21:24
[摘 要]汉代是中国养马业大获发展的时期，由于同周边民族的战争，疆域的扩展以及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大量 ...

汉武帝有意识的选取良马，作为种马。《史记·大宛列传》说，汉武帝命李广利伐大宛时，专门选派“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大）宛择取其善马。”《后汉书·西域传》更明确说此二人为“善相马者”。他俩从大宛挑选“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 为了让更多的学习掌握相马的诀窍，汉武帝时“有善相马者东门京，铸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则更鲁班门曰金马门。”可惜这具铜马式在汉末的战世中被销毁了。
东汉时马援根据西汉四代名师的相马理论，结合自己的相马经验，又铸造了一件铜马式，供人们长期观摩学习。《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说：“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生马，则骨法难具，又不可传之后世。”只有铜马能将良马各部位应具有的优异形态集于一身，使这匹马的外形骨相达到最完美的境地，这就是铜马式的特殊价值。他说：“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 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他还著有《论铜马相法》：“水火欲分明（水火纹在鼻两孔间），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千里马也。目欲满而泽，肷欲小，腹欲充，季肋欲张，排鞍欲厚，耆脊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明，膝节欲起，腿脡骨欲细，肘腋欲张，膝于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这些对口、鼻、胸腹、脊背、四肢和蹄的要求均与现代外形学相符合。特别是利用口色来鉴定马的体质和生产性能，比中世纪西方学者仅把毛色与马的生产性能相联系要科学得多。
铜马式和相马技术的传播必然和当时社会上人们对良马的看法，选育目标和役使要求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也标志着汉代育马达到高峰。有的学者将这这种类型的马，称为“汉马”，是我国最优品种之代表。
汉代马匹是适应时代要求而选育出来的良马，古代的战马要负担骑士及盔甲、武器重达百公斤，所以要求乘马必须为“重型乘马”。就是要求无论挽用或乘用都要求力速兼备，方能胜任。汉马躯干粗重，头轻、颈长、四肢干燥，表现为较重的挽乘兼用型，役用时既有大的挽力，又有较快的速度，成为当时社会上役使最受欢迎的马。
秦汉以前的马基本上作挽用，国之威力取决于马拉战车的多少，其马匹以挽用型为主，速力较差，不够灵敏，悍威较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马匹的身体结构上有相应的改变：如头轻清秀，耳小眼大，颈长弯曲，四肢干燥，筋腱明显，踢质坚硬等。当来自西域的沙漠种马同中原马杂交后，体形由挽型变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变的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西域马在对中原马匹改良中所起的作用最大。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胸深广，四肢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乘用、挽用持久力强。对中原马匹地区新品种形成新品种过程中起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
汉马的形成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养马技术的改进。汉代养马技术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周边少数民族的养马经验传入内地，对于提高中原地区的养马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金日磾，原为匈奴浑邪王王子，降汉后为汉武帝养马，“以养马肥，位登宰相”。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也被官绅豪族招集起来为他们畜牧劳作。居延汉简有云：“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胡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勿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他们将少数民族先进的养马经验传入内地，使内地的养马技术很快得到提高。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骑士还是汉朝骑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骑、属国是汉朝骑兵的主要力量。如永平十六年伐北匈奴的汉军就由郡兵、募士、羌胡三部分组成。羌马由是走遍天下，成为一个重要的马种。
优质牧草苜蓿的引种和推广，对于繁育良种马，增强牲畜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于）肥饶地。及天马多，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后来又在西北边境引种，到唐时犹在。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皆汉时所种也。”除苜蓿外，汉代人对其它干青饲料的种植、收割和储藏也颇为重视。如《四民月令》中，除正月、七月、八月都有种苜蓿的农事活动外，还有五月、七月、八月都有“刈茭刍”的记载。《说文》释“茭，干刍也”。居延汉简中记载士兵割草成绩的帐簿叫伐茭簿，规定每个士兵每天的是每人五十束。这些草晾干后储存起来供牲畜冬天实用。对于青干饲料要切碎后再喂牲畜。《汉书·尹翁归传》谈到掌管牲畜的官员要犯人“斫莝”。“莝”。《说文》释为“斩刍”。《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锉草粗，虽足豆谷，亦不肥充；细锉无结，簁去土而食之者，令马肥，不啌，自然好矣。”
秦汉以来的人，还认识到合理喂养对牲畜顺利成长有利。《齐民要术》中说：“伏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提出“三饮三喂法”：“一曰：少饮，半刍；二曰：忌饮，净刍；三曰：戒饮，禁刍。”并对这三种情况所适用的范围作了详细地说明。《齐民要术》还说：“饮食之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何谓也？一曰恶刍，二曰中刍，三曰善刍。一曰朝饮，少之；二曰昼饮，则胸压水；三曰暮饮，极饮之。”极饮则极食，所以晚上喂马就特别重要。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早在秦朝就有夜间喂马的习惯。临潼秦始皇陵发现一个马厩坑，专门养马的跽坐俑与马同坑而埋，还有陶灯18件，铁灯1件。这是夜间喂马的明证。汉代王褒《僮约》中规定僮仆“餧食牛马，鼓四起坐，夜半益刍。”根据《居延汉简考释》卷2记载，居延汉简中有“食有茭四百九十二束，夜用三百五十束”的记载。
为了让马长膘，还得定期给马喂一定的粮食。《说文》有“蓛”，释为“以谷萎马，置莝中。”即把谷物与粗饲料拌合喂马，用以喂马的古物有粟、麦、稷等，精粗饲料的适当搭配对于提高马的品质是大有帮助的。《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也。”颜注：“伏历喂伏槽历而秣之也。”汉朝对匈奴作战，为使战马能忍耐饥寒，长途奔袭，所以往往要秣马。《东观汉记》卷12 载马防言：“宣帝时，五将出征，其奏言，匈奴侯骑得汉马矢，见其中又粟，即知汉兵出，以故引去。”可见秣马预示着汉军要长途奔袭。
战时用谷物喂过的马矫健膘肥，既能忍饥饿，又能任重致远，利于长途奔袭。这是汉朝战马优于匈奴战马之处。匈奴战马要等到秋高马肥之时才能远袭，而汉马则不受季节影响，可以在任何适当的事机发起进攻。不过秣马要消费大量粮食，根据居延汉简资料分析，每匹官马每天配给二斗谷物。《赵充国传》计算出一匹马一个月吃的花费，能够养活一个士兵一年。贡禹说：“（元帝时）厩马食粟将万匹”（《汉书·贡禹传》）。汉代的达官贵人经常以粮食喂马，“土木被文锦，犬马厌肉粟”，是他们骄奢淫逸生活的写照。
在引进种马的同时，中原地区部分地该圈养为放养。西汉太仆师所属牧马之苑，所养的马应多为放养。边郡地区地广人稀，牧场广阔，适宜放养，如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墓后室南壁壁画的牧马图中，马群膘肥体壮，牧人骑着骏马跟着马群奔驰。还有很多私人也大肆养马，以求盈利。如《汉书·序传》中说其上祖班壹值始皇之末，“避地于烦楼，致马牛羊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还有桥姚“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东汉的马援，“至有牛马羊数万头，谷数万斛”。他们养马也多以放养为主。内地养马，尤其是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地区，还是以圈养为主。当地政府少量养马也以圈养为主。放养的马匹奔跑速度快，恋群，上膘快，易驯服，所以放养对于提高马匹的品质有很大的帮助。

[摘 要]汉代是中国养马业大获发展的时期，由于同周边民族的战争，疆域的扩展以及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大量外来的马种被引入，利用外来马种对本地马种进行改良也提上了日程，经过几百年的选育培养，使得内地马种得到根本性的改良，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马种比前代大大进步。
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后汉书·马援传》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
汉代大力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朝政府还大力引进外来马种，对中原原有马匹进行改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如1959年谢成侠先生出版的《中国养马史》就对马种的来源作过探讨。以后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1983年张廷皓在《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1986年又在《农业考古》发表《关于汉代马式》，这两篇文章通过对西安茂陵西侧无名冢出土的鎏金铜马的研究，认为中原原有马种已掺入大宛马的血液。1994年黄承宗在《农业考古》第1期发表《凉山古代的养马业》，对汉代西南马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1995 年解德文在《农业考古》第3期发表《云南马（兼西南马）源流初探》，利用发现的考古材料探讨云南马的来源。在西北，针对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的来源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如甘肃农业大学崔堉溪教授1999年在《陇右文博》第2期上发表《甘肃河西古代的养马业和铜奔马》，对古代河西马的来源及品种的形成等问题进行探讨。
此外，《中国马驴品种志》也对现存各马种的来源作了探索。杨泓在《美术考古50年》一书中通过对汉朝前期和后期出土马匹形象对比研究，认为汉代后期的马匹都有明显的“天马”的特征。
本文就是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考古材料对汉代马种的来源及品种的改进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汉代引进的外来马种
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统治者大力引进良种马，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中原地区原有马种，由于长期圈养和驾车，其奔跑能力及耐力均大大降低。对于速 度和耐力要求极高的骑兵来说，这种马并不理想。汉文帝时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人的马）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原之马弗如也；险道倾仄，且弛且射，中国之骑弗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汉书·晁错传》）。《盐铁论·备胡篇》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千里马于是就成了中原人梦寐以求的宝马。
中国北部和西部自古盛产良马，那里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牲畜的乐园。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騠駃、騊駼、騨騱”（《史记·匈奴列传》）。中原人很早就知道这些马，并不断引进。甲骨文中就有“取马”、“氐马”、“来马”、 “入马”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很早就开始同周边的羌、马羌、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引进他们的良马。据《史记·秦本纪》周穆王两次西征，曾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战国时期从周边流入内地的马更多。《荀子·王制》：“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人得而畜使之。”《战国策·楚策》中苏秦对楚王说：“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
但是中原地区的饲养方法使这些马的优点很快丧失。晋·张华《博物志》云：“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不是因为马吃了粮食而足重不能行，而是由于马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从放养变圈养，从骑乘改拉车，使马的速度和耐力大大降低。宋人在比较草原和内地牧马法后说：“戎人畜牧转徙，旋逐水草，腾骑游牧，顺其生性，由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马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黄虺颓，因而减耗。”所以只有利用引进马种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才能使中原马的性能大幅度的提高。

（一）、河曲马

先秦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与羌戎长期杂居，秦部族本身就善长养马，其祖先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马大蕃息”（《史记·秦本纪》）。秦马很早就很出名。《诗经·秦风》赞颂秦马：“驷驖孔阜。六辔在手。”秦更兼“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史记·货殖列传》）。秦始皇时在边郡设立牧师苑，开苑养马。秦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时期，秦国战马最强。“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駃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史记·张仪列传》）。李斯也说秦国骏马駃騠充实外厩。有人对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陶马进行研究，认为秦马主要是河曲马，主要产于甘肃、青海、四川相毗邻的黄河弯曲处，应该为戎马。它形体高大粗壮，后肢发育良好，挽力强，能持久耐劳，但奔跑速度低，腿短耳大，主要是挽用马。“历史证明，河曲马的起源和唐朝在陇右的马群有很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所指的秦马主要就是河曲马。”生活在这里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在商代就有“马羌”之称，可能因其善于养马，或以马为图腾。汉代的白马羌、白马氐可能即其苗裔。《逸周书·王会解》：“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秦国马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蒙古马的成分，使马种获得进一步的改良。


（二）、浩门马
浩门马亦称“大通马”，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南麓、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以产区在大通河流域而得名，史称“青海骢”，是中国著名马种之一属，蒙古马系。挽乘兼用，体格中等，体质结实，步伐灵活敏捷，善于翻山越岭，是优良的乘用战马，善走对侧步，俗称为”走马”。踏开疾步时，步跨大，速度快，鞍口平稳，骑乘舒适，耐粗放，耐劳苦，是青海省农业生产的重要耕畜之一。

进入汉代，比河曲马更远的浩门马大量输入中原，它主要产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体质粗糙结实，头重颈短，性情中度灵敏，是挽乘皆宜的地方品种，并以善走对策步著称，这种步伐可使骑手减轻颠簸之苦，有的马经调教才会走，有的会永久遗传给后代。青海安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绘的马就走对侧步。浩门马传入河西走廊后形成有名的岔口驿马，也善走对策步，俗称“胎里走”。

生活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羌族人，约在三、四千年前就在湟水流域至青海湖周围游牧，放养包括马在内的各种牲畜。周秦时所称的 “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各地所献的马，以及《竹书纪年》中周孝王五年西人来献马，大多都是这地方所产。秦汉时期羌人与汉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在与羌人的战争中，汉朝得到的牲畜数量很大。如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 年），护羌校尉邓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吾子）谜唐于写谷，斩首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三万余头”（《后汉书·邓训传》）。永元二年，邓训再次发兵袭击，前后斩首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得马牛羊万余头。《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颎平定羌人起义凡百八十战，获马、牛、羊、骆驼四十万七千五百。汉朝对归顺和俘获的羌人，与对待匈奴一样，迁往内地，设属国安置。羌人与汉人杂居，共同劳动，交易。如《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惟独河西得安宁，姑臧一地称为富邑，与羌胡“通货”，“市日四合”。有的羌人放弃了畜牧而转向农耕或半农半牧。羌人同汉人一样，被征发当兵，羌骑是汉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永平十六年伐北匈奴的汉军就由郡兵、募士、羌胡三部分组成。羌马由是走遍天下，成为一个重要的马种。


（三）、西域马

从汉武帝时开始，西域马匹更是中国马种的又一重要来源。西域是马的故乡，自古盛产名马，尤其以乌孙马和大宛马最为著名。今天的伊犁马，其祖先就是乌孙马，中亚阿哈马的祖先则是大宛马。这些马属沙漠种系统，种质特点是体轻、干燥、灵活，速度极快。正是由于这些马具有许多突出优点，汉武帝才不惜血本要引进这些马。 乌孙马主要产于乌孙国，西汉时乌孙地处今伊犁河一带。汉武帝时因畏惧匈奴，“以千匹马聘汉女”，以求联姻，汉武帝遣宗室女江都翁主细君出嫁乌孙，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

后来汉武帝又得知大宛（地处今中亚费尔干那一带）有汗血马，比乌孙马品质更优，遣使求不得后，即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兵伐大宛，得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十分高兴，为大宛马建造豪华厩舍，举行盛大礼仪，“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后岁余，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书·西域传》）。每年进贡两匹与汉武帝的要求相差太远，《史记·大宛传》云：“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直至“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如《史记·乐书》集解引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血从前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汉书》卷96《西域传下》注引孟康说：“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马置山下与集，所生之驹，皆为汗血，因号为天马子。”东汉时期，西域马匹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如永平年间，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宣谕威德，皆遣使献马，求入侍天子。” 东汉政府还常诏长史“奉书献马”。《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冀执政时曾“远致汗血名马。”晋张华《博物志》也说：“大宛有汗血马，天马种，汉魏西域时有献者。”
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既杂胡马，马乃益壮。”从这时起，天马就成了良马的代名词，张衡《东京赋》中说：“天马半汉”，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


（四）、野马

汉代马种还混入一部分野马的成分。野马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良马，《逸周书》卷7载《伊尹朝献令》有“禺氏騊駼”的记载，注解为野生良马。禺氏即月氏。犬戎的贡品中，有“古疆”的野马，有红鬃，身上有条纹。《穆天子传》卷一说：“野马走五百里。”汉代野马在北方经常出现，仅汉武帝时就出现两次，元狩二年，“马生余吾水”，应邵注曰：“在朔方北边。”元鼎四年，“马生渥洼水中”，献于汉武帝后深受爱幸，并作《天马之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汉书·武帝纪》）。居延汉简中也有野马的记载：“□野马一匹出殄北侯长。”司马相如《子虚赋》：“轶野马，轊騊駼。”从以上记载看出野马在地位。

现代证明野马与家马交配，可以大大提高马仔的产量。 正是由于大量引进各种优良马种，汉代宫廷用的马都是名马。卫宏《汉旧仪》下云： “中黄门驸马，大宛马、汉血马、乾河马、天马、果下马。”注：“果下马高三尺，驾辇。大宛、汉血马皆高七尺。乾河马，华山神马种。”

二、汉代马种的改良
汉朝普遍改良马种的工作主要开始于汉武帝时，当时曾因马匹严重奇缺，就下令在全国悉养母马。《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曰：“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这一作法，后来发展为亭养母马制度，元鼎五年，因“车骑马乏，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天下封君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汉书·武帝纪》）。《汉书·昭帝纪》应劭注在“马死略尽”之后说，“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这些母马是用各处良马选育出来的，将它投放到民间对于提高各地马匹的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后不断有皇帝下令将官马投向民间，如元风二年（前79 年）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汉书·昭帝纪》）。汉成帝时，也曾“罢六厩”，“减乘舆马”（《汉书·成帝纪》）。中平元年（184 年）攻剿黄巾军，又“诏公卿出马”，并令“厩马非效祭之用，悉出给军”（《后汉书·灵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