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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产马，马匹当然是驯野马，或者引进西域等地的良马，然后家养，繁殖。
古代的产马地，一言蔽之，主要就是今日的产马地。除了若干省近数百年来受到政治因素的破坏外，并没有什么很大变迁。这显然是受生态因素的影响，由此将能信而有证地指出，今日马匹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广大的西北牧区，在中国养马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至于所谓“冀北多良马”的古谚，主要是指内蒙的察哈尔等地而言。白山、黑水间广大的牧野就是辽、金时代骑马部落的发祥地，但到明朝以后才被重视。西南山岳地带，是随着古代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频繁的经济关系，终于更成为宋代以后重要的马匹资源地。内地黄、淮流域的平原，本来就是汉族发祥的地方，有更悠久的产马史可考。但东南一带，马蹄即行罕见，仅福建滨海数县，在唐朝已有马群牧养，不过产量有限。但这些小型马与菲律宾的土产马，恐很有血统关系。在台湾也有马，但很少，如清初黄叔墩著《台海使录》道“马小而力弱，异于内地，内山有山马。”远在琉球群岛也有马，如《琉球围志略》卷十四论马道“最蕃息，终岁食青，不食栈豆，故贫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则役于公家，洪（武）永（乐）间，例以充贡，且常令人渡海市之。”不妨说，这些岛屿上的马很可能是由中国大陆移往的。美同人麦基尔对菲律宾马的来源亦有此见。至于 中国大陆的马匹去到日本的史实更是肯定的。但日本原有的马种来源，该国学者另有研究。
马匹在中国分布的情形，虽因人为的结果，如历代的政治中心及军事重镇大多在黄河流域，所以在黄河流域一带，都盛行养马，以便就近供统治者的调拨取给。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左右，其关系更大，象六朝、南宋均偏安江南，可是河港交错的鱼米之乡，终不适于产马的发展；唯独水草辛美、牧野广阔的地区，仍不失为古来最适宜的产马地。俗语道：“南船北马”，也够我们去了解马产和地理的关系。这些环境的影响，也是我国研究家畜生态学的课题。
由前述中国马种的起源去推测，中国尤其在蒙古地方，因为自然界对马的进化赐予良好的条件，可能在有史以前蒙古的草原要比近世更有利于马群的繁殖，因沙漠不象今日的广泛。所以西方学者承认蒙古人约在五六千年前已驯化了马匹，但中国内地各省约在5500年前亦已驯化成家畜。《周礼·职方氏》已指出上古中国本部产马的分布：如豫州、兖州其畜宜六扰（指马牛羊猪犬鸡)），雍州宜牛马，幽州宜四扰（指马牛羊猪），并州宜五扰（指马牛羊猪犬）。在公元前900年的时代，非子居住犬邱，擅于养马，周孝王就召他去渐渭之野养马，马群很是繁息，于是他被封为赢秦的祖先《史记·三秦本纪》。《前汉书·货殖列传》还提到“乌氏赢畜牧，至用谷量牛马……桥桃居塞，致马千匹。”可见秦、汉以前在西北已发展了养马业。从汉初到唐朝约一千年间，国家马政建设的中心就着重在今日陕西、甘肃一带。北宋因政治枢纽在汴京，产马地也就发展到中原地带，但西部边疆却是宋朝主要的马匹来源。最有意义的却是江、淮间产马地的建主，这完全是为了巩固朱明皇朝的根据地；不过永乐以后，因政治及军事重心又往北移，于是又重视北方的产马地。可是这个四方皆牧马的时代，由于近三百年来清帝国统治者禁止农民在内地养马的政策，以致破坏殆尽，在华北各省反而以养驴为主，但这和小农制经济又分不开。只有边疆产马地尚能保持及发展到今日的状态。
至于西藏的养马历史，在古代中国最不清楚，总以为今天的青藏高原是以养羊为主的西羌部族散布的地方，到隋唐以后稍知其眉目。这也是因为在这世界脊梁的崇山急流中，长久险阻闭塞所致。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于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上说："天子(汉武帝)发书《易》云：神马（最好的马）当从西北来"。表明汉武帝认识到西北的产马质量甲于全国，于是便在甘肃北部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他曾以车舆换得其他民族的种马，下令全国各地悉养母马，从事繁殖和改良，故民间养马亦极繁盛。如《汉书·食货志》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匹之多可想见。自古兵马相提并论，如要军队战斗力强，必须兵强马壮，这二者是缺一不可!武帝重视繁育马匹，故能北望匈奴，兼图西进。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创举，开辟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从此开始输入西方良种马匹的新纪元。汉代重视养马，早在景帝已在西北设苑马36所。直到东汉永元五年甘肃西北部养马达30余万匹(《甘肃通志》)。自后汉以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我国北方陷于动乱割据得局面，全国养马业受到了破坏。但在西北边区一带，到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了北方，包括今甘肃的西部和青海的东部，这大片土地上又大力开拓养马，马匹数量又有了很大发展。据《魏书·食货志》记载："马乃至200万匹"。隋、唐继承北魏养马之基础，虽然马匹数量有所下降，但规模仍然可观。隋炀帝巡视河西，督理马政，在山丹大马营基地和祁连山麓草原上养马达十余万匹，并把养马地区扩大到青海东部，设场牧马。为了改良马匹，隋代还从波斯(伊朗)诸国购求良马，用来改良本国马。据《隋书·吐谷浑传》载称："吐谷浑曾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因产强驹，能日行千里，时称青海骢。"吐谷浑所得波斯草马，即是从隋唐牧马基地陇右一带的草原上劫持去的。唐代承袭隋代养马规模，创建多种马政要项：如设太仆寺、卫府寺掌管全国厩牧舆马之事，在全国各处设置养马牧场多至60余所；在民间奖励饲育马匹，对所有官私马匹都设有薄籍，产马成绩大著。在太宗贞观年间，养马实行监牧制，在西北设八坊，坊下设牧监，每监养马3-5千匹；到高宗麟德年间，全国(主要在甘肃)马匹数达70.6万余匹。玄宗开元年间仅陇右一道即有马43万余匹。当时由于"古丝道"的畅通，随回教的东来，阿拉伯各国的良马和养马知识亦随之传人，对甘肃河西一带的马匹，自然首先受到积极的影响。唐代初期马牧场不仅设在河西，而且扩展到甘南河曲草原。在公元755年陇右马政机构统计官营马场的养马数达33.58万匹。可见在唐代盛期马政建设和马匹生产都很有成绩。但到了末期，约从乾元之后，居住于甘南之吐蕃，青海之羌，浑等部族不断侵扰唐代养马基地，终将陇右一带全部三百所监牧所养数十万马匹悉数劫走，从此河西养马日益衰退。从唐末时起，河西动乱不堪，又经过五代十国长时期的混乱，在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遭受无止境的破坏下，逐渐形成了象今天河西的状况。宋、元两代甘肃养马依然不振。明代甘肃行太仆寺，诏令民间养马，河西养马又有起色。永乐四年在甘肃设立苑马寺掌管各卫、监的马政，督理苑马生产。《明史·兵志》称：苑马寺在河西拥有五卫、六监、二十四苑，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河西一带有庄浪卫（今永登）、镇番卫（今民勤）、山丹卫和甘州卫(张掖)等，设牧监管辖苑马，繁殖马匹。其中由武威监管辖的古城苑，安定监管的武胜苑(在天视县)，甘州卫的甘泉监管辖广牧、麒麟、红崖、温泉四苑，祁连监管辖的青海西宁、大同、永安、固城四苑，至今其名称仍在，遗迹犹存。明代河西养马在受到当时当地社会与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的限制下，只能有效利用甘肃河西与青海东北部相连一起的祁连山东段这一高寒湿润生态区了，河西其他地区已无大规模养马之可能。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明代还在接近产马区的地方设立茶马交易机构，如在河西的庄浪，甘州以及河州、西宁等地都有这种设置，用茶换取牧区的马。这是由于内地马匹缺少和产马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办法是宋代因需马孔急而创立的，到明清仍然沿用。清代在河西各县均驻有马步绿营，所有较好的草原，悉为满族官府占有。官办马场大小约有41处，其中以在今武威县的黄羊川、肃南裕谷族自治县的皇城滩、山丹县的大马营、张掖县的人宗山、民乐县的扁都口、临泽县的红湾寺等地办过的马厂，较为有名；在西宁也设过马场，繁殖军用马匹。
这些马场中当时办的最好而且延续到现在的是大马营和皇城滩这两处，因草原相连而构成的产马基地，规定"冬春时、六分舍饲；秋时、四分舍饲，余放牧"等，今天在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对马群的管理大体上也采用这种方式。
河西马匹的来源和影响河西介于草原广阔、产马众多的青藏和蒙新高原之间，因此这里的马最初当从南、北、西三方面的产马区自然扩散而来。但历史地看，东面的马也有人为地进入本区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早的原始居民是以游牧为生的羌族和氐族人，他们驯养的马可能是本地最早的原始品种。周秦时期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所得献马，以及《竹书纪年》提到周孝王五年西方人前来献的马，它们大都是青藏高原上的原产马。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在秦以前内地用马的主要供应地，也是河西马匹来源的主流。河西东部在夏商时代已列入我国版图，属九州之一的雍州。春秋战国的乌孙，大月氏早在此时之前，即据有酒泉以西之地，均游牧于河西一带，其所养来自西方之马，对河西马有长久的影响。后来乌孙人西迁新疆伊犁河流域，使西方来马减少，但在过去长期大量对河西产马所造成的良好影响仍保持下来，是不会遽然消失的。到了汉代，《史记》记载汉武帝说："神马当从西北来"，这句话决非随便妄言，而是通过他的比较认识所判定的。这与他后来派专使去新疆西部乌孙国购求良马之举不无联系，结果据《史记》记载："果然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西方的马不断运入，对河西产马有良好的影响。在公元前121年以前，河西为匈奴"行国"游牧之处，曾有浑邪王驻牧张掖。蒙古马进人本区的数量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古代河西马匹来源的第三个方面。它对河西固有的产马起了不好的影响。以上三方面是河西远古时期马匹的来源。在这三者之中，可以说青藏高原的产马是基础,这是因为河西是青藏高原的边沿地带，距离最近；西与北两面来的马都是从远处进入，只起了杂交混血作用。古代河西的马既然来自三个不同地区，没有血缘关系，各有独自的种质，其体型、外貌、役用性能……各有其特点。这些马先后在不同时期进入河西，势必混群繁殖，经过若干年月,必然要发生变化，其结果将是怎样的?述之如下。
河西三方面来马种质的分析根据马品种的生物学分类的观点和生物与环境统一的理论来考察分析三方马原产地的生态条件和种质表现，可以看到：青藏高原有高寒湿润的草原生态环境，它对马的外貌、体质和体型、性能的影响，据笔者1958年在青海海北草原上调查浩门马的结果，马的外貌多较粗重，体质多粗糙结实，体型全部为兼用的和偏挽的，无乘型；性情不甚灵敏，轻挽能力优异，乘速较差；天然会走对侧快步，受到人们好评。西面来马当时来于甘新蒙三省相连区域，这里古时的生态条件未必和现在相同，但与青藏高原及内蒙中部、东部相比，无论在地势、气候和草原生态等所存在的差异，当与今日元殊。从河西直到新疆，在雨少、草稀、气候较旱的草原上所产的马，其体格外貌多较轻俊紧凑，体质较干燥结实，体型多为兼用偏乘，性情比较灵敏，乘速和轻挽的能力较佳。如产在新疆东部、距甘肃河西较近、著名的焉耆马，笔者于1962年在产区内种马场鉴定了不少马匹，看见它们多具有上述表现，而且乘马中亦有会走对侧快步的马匹。内蒙古高原西部的自然生态和青藏高原差别较大,和河西及新疆的差别较小。内蒙最具有代表性的产马区是锡林郭勒盟草原,其中尤以东、西乌珠穆沁旗的产马素负盛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蒙古马。据《中国马驴品种志》新近介绍其外貌为：头重颈短，耆甲不明显，胸深广，尻短斜，四肢短，躯长皮厚，后肢刀状，蹄低，距毛多；体质粗糙结实，性情中度灵敏；体型属兼用型，多偏挽，少数偏乘；乘用、挽用持久力强。
河西三方来马所起的作用，上述三方马匹对河西马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不同。 1、青藏高原马的作用：青藏高原东北部与河西祁连山区连成一体，所产的马自然是形成河西马品种的基础。它的种质特征最主要的一点是马体粗重结实，适合挽用为主。这对我国古代用马是非常需耍的。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马匹基本作挽用，到春秋战国时，挽马的作用益大，国之威力决定于马拉战车的多少，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王"。秦统一中国，扩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畅通全国，对挽马的需要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古代河西马品种的选育，其体型是以挽用型为主。除此之外，其种质特征的另一特点是不够灵敏，速力较差。这是古代对马匹改良最需要克服的重要缺点。要改掉马的这种缺点，首先要求马匹要有良好的悍威。有悍威的马必须有灵敏的性格和平衡活跃的神经反应类型。但这必须使马匹在身体结构上能有相应的表现：如头轻清秀，耳小眼大，颈长弯曲，四肢干燥，筋腱明显，蹄质结实，等等。
来自西方马的作用：在河西马品种形成过程中，历史地看，青藏高原北部产马进到河西以后，和外地马首先得到自然混血的，是产在甘、新、蒙三省区交界地带的乌孙、大月氏的马，这些马是沙漠种系统，其种质特点主要是体轻、干燥、灵活。青藏高原马与之杂交之后，有了较轻型马种血液的输入，因之在体型、外貌、体质、性情和役用能力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良好的变化。其体型由挽型变成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笨重而变向轻俊；体质由粗糙变得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的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这正是我国古代所要求选育的马。自从河西有了这种以挽为主、挽乘兼用体型的马，我国由周到唐两千余年间，无论是乘用马或挽用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马。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蒙古马的作用：蒙古马进入河西之后，参与河西马品种的形成，其作用有好有坏。例如，,其体型为兼用型、胸深广、体质结实、工作持久力强等特点，对古代河西马孕育形成新品种过程中可以起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但除此之外，诸如外形结构上的头重、颈短、耆甲低、背腰长、尻短斜、四肢短、距毛多、性情野、体高矮等特点，是和古代马的选育要求背道而驰的。河西马受到蒙古马的混血，不仅无益，反而起了坏的作用。所以总的说来，蒙古马在古代河西马品种的形成上是害多而益少。
河西马品种的形成：青藏高原马和乌孙、大月氏马的混血繁殖，创造性地形成了轻、重两型马融合为一的挽乘兼用型。这种新型马外貌上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体躯依然粗重，保持有雄厚的力量；而颈较长、四肢肌腱发达，大大提高了行走的速度，这是一种力速兼有的新型马。这种新型马初步形成为一个新品种，其时期约在周代，从出土文物中可见当时社会上在各种场合所用的马大致都是这种体型。这可以说是河西马匹新类型的形成。但不幸的是，这种新类型马，在秦代受到外血影响而被改造，这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破坏。所幸到了汉代又得到了进一步改良和提高，并育成了比周代更为优异的良马品种，在西汉末和东汉初这段时间所育成的马，代表我国养马历史上对马匹选育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时的马，可以看作为我国古代最有实用价值的有代表性的典型马匹。三、汉代改良育成了专用型马品种汉代初年，匈奴甚为强盛，河西时起战争。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一带对抗匈奴。依靠战马的作用至大。因一方善于骑战。另一方如无良马，实难应战，因而大力改良河西马，势在必行。
引进西域良马对河西马的改良：汉武帝雄才大略，重武爱马，故对马匹改良非常重视。他认识到西方马的品质最优，故竭力向西方购求良马。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国，乌孙王送来良马数十匹，汉武帝一见叫绝，就称乌孙马为"天马"。此后，曾有一个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报称大宛国有宝马。汉武帝闻知后，派人持金马去换良马，事未成大怒，令李广利率兵出征大宛，征战四年，终于迫使大宛议和，献汗血马三千匹。
《史记》上曾记述：汉武帝"……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马之后，便下令全国悉养母马，用西方良种马交配，进行改良，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西方良种的血液影响，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挥良种作用，尽快提高河西马的质量，重新恢复周代所育成的马匹的体型、外貌和性能，并进一步予以选育提高，以实现当时所要求的理想改良目标。
汉代育马达到高峰的时期和成就：汉马经过上述的改良和选育，其体型、体尺、体格结构、体质外貌、秉性悍威、工作性能诸方面都有了著提高，与今天国内外其他任何时代和地方所产之马全然不同，形成了汉代所独有的马，到西汉未东汉初年达到了选育的高峰，它的典型状态在人们的思想中构成了良马的标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名将马援铸造良马模型一一"名马式"的基本根据和由来。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生于西汉成帝永始三年，其父马仲做过西北边郡主管畜牧的"牧师令"。他从小随父生活在畜牧发达的凉州，对畜牧很感兴趣。
公元35年归服刘秀，被任命为陇西郡太守。时值边境很不平静，常有战争。他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发展养马加强国力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极力搜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所有相马名家对良马部位的研究，如对春秋战国时的寒风相口，麻朝相目，秦牙相前，赞君相后……，以及西汉时的仪长孺相额，中帛氏相齿，谢氏相马鬃、马唇，丁都君相马的身材，等等，他用心钻研，选取前人研究成果，对良马各部位应具之优异形态集中在一马身上，使这匹马的外形骨相达到良马最完善的境地。这就是马援制造的"名马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他的这一创举，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养马，改良马匹，促使社会上能产出更多的良马；另一用意在于教育别人学会相马，所以他说："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又不可不传之于后世"。于是把他所制造的身高三尺五，胸围四尺五的铜铸良马模型放在东汉首都洛阳的城门口，在人们通过最多的地方展览示众，以广得众人认识良马的机会和效果。马援所制造的"名马式"是世界上最早的良马模型，他集我国古时历代著名相马家观点之大成而使之形象化。此模型堪称为良马之结晶。它必然和当时社会上人们对良马的看法、对马匹选育目标和使役要求相一致。它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马匹选育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育成了我国古代专用化体型的良马品种：古代骑士及盔甲、武器重达百公斤以上，故乘马亦必须为"重型乘马"。这就是说，无论挽用或乘用都要求力速兼备，方能胜任。因此汉代的马仍然保持周代马的样子：即躯体粗重，头轻、颈长、四股干燥、表现为较重的挽乘兼用型马，役用时既有大的挽力，又有快的速度成为当时社会上使役最受欢迎的马。汉通西域之后，各种人往来不断。当时维系这条长途自交通机构，便是驿站和驿马的设置。古诗中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还有"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这都是形容"古丝道"上的景象，读之令人有如亲眼所见之感。河西走廊是"丝路"必经之地，故至今兰新公路附近仍有不少的驿站和烽火台的遗迹。当时为适应长途骑乘，少受马背颠簸之苦，对于驿马进行了特别调教，使它能走左右摆动的对侧快步，以代替上下颠动的自然快步。
通过一代一代地选育，终于培育出来不用调教就自然会走对侧步的马。使这一性状永久地遗传下去。时至今日，河西群众选留种公马仍然重视这一遗传性状，牧区马群中仍然多有走对侧快步的马。河西天祝县产的岔口驿马、青海海北产的浩门马即具有这种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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