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因而,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它的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于强调“六艺”教育。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还常将礼、乐、兵、农并举。如说:“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之也!”①他强调礼,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圣人之道,莫大于礼。……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②他反对重文轻武,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直接批判:“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③ 在为学的方法上,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④读书过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⑤因此,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⑥关于习行的思想,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自然,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有一回,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龠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①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
强调六艺之学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是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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