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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齐故城出土的这枚树木双骑纹半圆形瓦当,底径长15厘米、高7.5厘米,顶部略损。当面主题内容由树木、双骑构成,树木处于当面正中,上部四对无叶树枝,下部一对树枝向下弯曲,枝端呈三角纹,在树干两侧各有一骑呈同向相行。两名骑手呈前后追逐状:左侧前马在奔跑,骑手立于马背上,身体前倾;右侧后马在追逐,后臀弓起前后蹄腾空飞驰,立于马背上的骑手身体前倾更甚。整个画面表现出两名骑手追逐竞赛的场面,再现战国时期齐国赛马场景。
据古文献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盛行赛马,并善于运用谋略战胜对手。《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这则田忌赛马的历史故事,着重描写的是战国时期重要军事家孙膑以己之长博击对手之短的实战胜例,但同时也证明齐国盛行赛马之风。
赛马作为一种竞技活动起源甚早,人们对马的奔跑速度和爆发力早已有所认识,并加以驯服利用。20世纪30年代,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马骨,或可证明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马可能已被驯养。古代早期文献中也不乏有关车马的记载:《左传》:“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玉篇》:“车,夏时奚仲造车,谓车正也”;《竹书纪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到夏代纪年,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车辙遗迹的发现结合文献或证明夏代已有车,而车的出现必然与驾车驯服的马有关。到商周时期,大量车马坑、殉马坑被发现,证明马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生产、生活以及军事、打猎等诸多领域。同时随着人们对马的认知不断深入,对其特长加以开发利用,进而出现与之相关的赛车、赛马等竞技活动也属必然。
齐国都城临淄盛行赛马与齐人对马的喜爱有关。《史记》记载春秋时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有马“千驷”,上述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明齐威王与诸公子及田忌等大臣均有赛马习好。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互印证,目前临淄及周围发现殉马坑、车马坑多达20余座,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殉马的数量多达近千匹,其中仅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大型殉马坑内殉葬的马就多达600余匹,数量惊人。该墓规模巨大,据发掘者从墓葬规模、时代特征、殉马的数量并结合文献多方考证,认为该墓或为齐国国君齐景公之墓。上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均反映出齐国从国君到臣民均“好”马,齐君对赛马“驰逐”胜者赐千金,反映出齐人对赛马竞技活动的看重,而临淄城城内赛马瓦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齐国都城临淄是古代盛行赛马的重要城市,赛马已成为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喜爱的竞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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