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军马场：一部皇家马场的变迁史

来源：甘肃日报

万马奔腾


马术竞技


牧马人


马踏飞燕

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中部，有一片占地2192.5平方公里的山丹大马营草原（也称“汉阳大草滩”），横跨甘、青两省的山丹、民乐、永昌、肃南、祁连、门源六县。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水草肥美丰茂，气候凉爽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草场，更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之地。自西汉在山丹大马营草原设牧师苑成为历代皇家马场，到现代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山丹军马场不仅是山丹军需马的故乡，而且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牧马人的梦想，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山丹马文化，融入并渗透在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

山丹军马的故乡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变革朝代兴衰史，也是一部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史，更是一部战火绵延的战争史。在冷兵器时代，军马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发挥过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马，原是一种以草为食的野生动物，最早被称为“火畜”。早在黄帝时代，人们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有一个名叫王亥的人发现了野马，便挑选一帮精敏强悍的小伙子，每天从早到晚既驯马又训人，经过苦心驯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支骑兵队伍诞生了，后来在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中，这支骑兵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

从《说文》：“马，怒也。武也。”的诠释中，足见马之阳刚、武力和用于战争的意义。军马是古代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工具之一，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养马大国。历代王朝每年征用军马，少则几十万匹，多则几百万匹，主要有青藏马、蒙古马、伊犁马、大宛马、顿河马、河曲马和白章别征马（血汗马种）等，不仅数量大、马种多，而且标准高。那么，古代每年所需如此数量庞大的军马，古人是怎样牧养和繁育的呢？

早在西周时期，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马匹的重点产区，祁连山北部草原、河西走廊黑河流域，畜牧业也相当发达。《穆天子传》记载：穆王十三年（前935年），穆天子西征至于禺知之平（今黑河流域），地方首领敬献良马。春秋时期，祁连山地属雍州，山丹大马营草原为戎羌驻牧地，以孳养体格稍矮但粗重结实，适宜作战挽（拉）驾战车的青藏马为主。秦时由迁徙而来的月氏、乌孙居牧，外来沙漠马系与当地山地马系自然杂交，经过天然混血改良，形成了一种体格偏大且体形匀称，挽乘（骑）皆宜且力速俱佳的新马种。汉时匈奴盘踞，曾为浑邪王驻牧中心。自西汉以后，古代战争由过去马拉笨重战车大规模作战，转型为快速敏捷灵活机动的骑兵团作战，而山丹大马营草原的新马种，不仅是骑兵所需的上佳马种，而且以“日行千里”而闻名。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河西之战”大捷，驱匈奴于漠北。从汉武帝在山丹大马营草原始设牧师苑繁育军马开始，这里便成为历代皇家马场和中原王朝重要的军马繁殖基地，供应边军战马、官骑驿乘和农耕所需。《资治通鉴》载，北魏世祖“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其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驼半之，牛羊无数。”晋穆帝永和年间，前凉张祚在大马营草原设汉阳县，专事养马。北魏孝文帝元宏时期（公元471—公元500年），大马营草原养马多达十万余匹。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张掖，御驾焉支山，诏令在大马营草滩设牧监，孳养官马。唐代广设牧监，唐太宗李世民命太仆张景顺、李思文等相继负责河西马政，养马极盛时期逾七十万匹，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牧马管理体系。唐末高居海《使于阗记》说：“经吐蕃界……妇女发辫，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可见当时河西养马甚广，年养马多达数十万匹。宋代时在这里实行茶马制，设置马市，“由京师支银四万两，绢、帛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河西健马数万匹。”元世祖时，派千户一名，执掌大马营马场。明代在大马营草原设马营堡，修筑城堡与官署住所。《明史》记载，嘉靖初太监梁成在甘肃开制造局，利用甘州（今张掖）盛产的羊绒为皇家制造绒褐，并办理贡献大马和酥酪。清康熙元年（1662年），靖逆侯张勇驱羌奴入牧地，重设永固营，筑八寨，守望益严。继而甘肃副总兵王进宝协镇永固。康熙十年（1671年）设置马营墩守备，屯兵养马，以保边防。嘉庆六年（1801年），大马营草原孳马一万八千匹。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重整大马营马场，派员管理。1921年，民国陆军部委任虞奎武为大马营马场场长，归陆军部军牧司管辖。后因战事频繁，沦为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私家牧场。1930年，毕业于北平军官学校骑科的叶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专门选派为大马营马场场长。1936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奉命在大马营筹建甘青牧场，任命蒋介石的侄女婿宋涛任场长，并授予少将衔。从1946年开始着手改良马种，大马营军牧场从西安接来抗战胜利品日本母马37匹，引进美国摩尔干种公马1匹，但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没落，致使大马营马种的改良收效微乎其微。

1949年9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要完整无缺地把玉门油矿和大马营军马场接收下来”的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军一部迅速挺进，接管大马营军牧场，接收军马近万匹。从此，山丹大马营军牧场，归口兰州军区后勤部管理，属军队建制。此后的60年中，山丹军马场三代牧马人，风雨无阻，呕心沥血，以年最多存栏两万匹成品马的规模，输送全国各地军需民用，同时精心培育出了驮、乘、挽兼优的“山丹马”，为祖国新马种的培育繁殖作出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运用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山丹马需求量大减。2001年9月10日，山丹军马场整体移交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经营管理，实现了由军队保障性单位向社会化企业的全方位转变，从而结束了2000多年军马培育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历代兵家必争的历史舞台。

三代牧马人的梦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山丹军马场，山丹大马营草原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和我军较大的粮油肉生产基地，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给予极大的关怀与支持。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派人到山丹军马场考察军马养殖情况，毛泽东主席听了考察情况后，亲自批示修建了山丹县城到军马场的52公里军用公路，以方便军马运输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1952年，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亲自批准，山丹军马场兴建白石崖水利工程，引水灌溉良田。中央军委相继为山丹军马场调进一批批美式福特轮式拖拉机、苏制汽车等，并邀请苏联、匈牙利畜牧、农机专家到马场帮助解决马绦虫病和机械修理等问题，从而使农牧业生产具备国内较为先进的机械化水平。按照“农牧并举”的发展思路，山丹军马场每年向部队提供大批军马，1961年首次向国外输出马匹，1976年一次性为唐山无偿输送骡、马4000匹，支援地震灾后重建。

20世纪60年代，兰州军区后勤部下达了马种改良培育计划，军马场牧马人开始引进外来马种与当地马种进行杂交改良，经历杂交、回交、横交、自群繁育四个阶段，从培育到鉴定命名，军马场风雨兼程走过了三十个年头，牧马人昼夜奋战熬过了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当中有原国民党山丹军牧场投诚官兵，有接管军牧场的解放军战士，有解放军军转干部及其家属，有来自军地科研单位进行马种改良培育的畜牧专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山下乡知青。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以培育新一代军马为目标，心中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希望，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亲手培育的军马走向战场，期待着为之奋斗的山丹军马场成为现代化的世界第一大马场。他们爱马如子、视马如命，精心饲养、严格训练，确保马种培育质量。军马的繁育和其他动物繁育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辛勤劳动的过程。从马匹分栏饲养、改良培育到接受训练、成品出栏，这其中浸透了牧马人无数心血和汗水，也流传下来无数动人的故事。

山丹军马场成立后的第一代牧马人冯开士，曾获得兰州军区“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他放牧的马群中有一匹瘦弱结痂的劣马，马场“育种委员会”决定放弃培育。但是，冯开士心不甘情不愿，他将铺盖卷儿搬进马厩，以夜草精饲悉心喂养，以中草药精心调治顽疾，不过半年时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这匹劣马突然高昂头颅，尖声嘶鸣，惊得马群四散奔逃。连续几次劣马表现出超乎常马威武雄健昂扬奔放的气魄，冯开士由此断定它就是古人所说的“火焰驹”。后来经过“育种委员会”鉴定，它果然是一匹汗血马种的宝马，因而有幸获准随战马队出口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突出贡献，为中国山丹军马场争得了荣誉。

曾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的第二代牧马人张明，喜欢烈马的天然野性，是一名驯马的行家里手。看他骑一匹“走马（训练有素的骑马）”，左手挥动马鞭，右手紧握套马杆，套住烈马“戴笼头”；牵着它紧跟走马蹓空趟，锉其锐气“挼性子”；然后佩上鞍韂戴上辔头，骑上去扬鞭催马“驯走手”；接下来阉割压马（蹓马）“踏走马”；最后修理马鬃、马尾、钉马掌、烙印记。再看他戴上毡帽，穿上马靴、马裤，跨上马鞍，踩上马镫，拉住缰绳，勒住辔头，甩开马鞭，驰骋草原，雄姿英发，矫健如飞。如此训练出的烈马，才能真正成为一匹体形匀称彪悍雄健、立马昂首嘶鸣如雷贯耳、快走腾空而起风驰电掣、慢走落落大方四平八稳的好“走马”。

在全国马术邀请赛中，曾获得过“走马”表演第一名的第三代牧马人王金跃，是一名马术竞技传帮带教练，他训练出的“飞鹰马术团”，于2000年4月代表甘肃省参加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赛马节表演，荣获800米、1600米速度赛一、二等奖和团体一等奖等殊荣，为甘肃人民和山丹军马场赢得了荣誉。王金跃还是一名草原歌手，他自编自唱的“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的民歌，当年红遍全国各地。

1984年7月，兰州军区后勤部组织省内外大专院校、科研单位60多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山丹军马场培育出的新马种，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原定育种计划要求，在国防和农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实用价值，可以作为一个品种在部队和全国推广应用”，并正式命名为“山丹马”。鉴定委员会认为，山丹马气质雄健彪悍、结构协调匀称、体形方正威武、体质粗壮结实、反应敏捷灵活、速度快耐力强、宜粗饲适应好、骑乘挽驾驮载兼优，是“适合我国军需民用的一个军马新品种”，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山丹马”项目经推荐申报，荣获“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被编入《中国马驴品种志》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在大马营草原千百年来的养马史上，山丹马著就了光辉灿烂的军马篇章，山丹军马场也因此由兴旺走向辉煌。

正当三代牧马人欢欣鼓舞之时，中央军委因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下达“裁军百万”计划，骑兵作为一个兵种被取消，山丹马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末代军马。而马的役使功能又被新型农业机械彻底取代，山丹马军需民用的实用价值至此终结，被遗忘在了祁连山的山山峁峁，永远烙印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紧接着山丹军马场业已完成历史使命，摘去“军”字招牌，开始调整经营方向。

山丹马文化的摇篮

从野马被驯养到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战争的工具，马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也因为战争的需要，马在人们心目中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以各地兴建的“马神庙”为例，马曾作为神灵被人们供之敬之。

在远古的年代，马被作为牲灵用于祭祀活动，马的躯体和马皮则用于肉食和御寒。后来因为马温良、雄健、刚毅的特性，被逐步用于生产生活，成为人类借助外力交通运输和农业耕作的工具，从此马从祭祀和肉食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生产力。人们用马掌、马嚼、马鞍对马进行“武装”，使马的驮、乘、挽功效较之前提高了数倍。在烽火连年铁血争锋的古代，唯独马才具有的性情温顺、骑乘神速、驮载负重、挽驾耐力的功效，自然而然地在战争中被利用，使冷兵器时代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大国乃万乘之国，小邦乃千乘之国”，因为拥有了千军万马，使国之军威大大增强。无数英雄豪杰驰骋疆场威震河山鬼神泣，又何尝不是千军万马血与火、灵与肉、信仰与追求交相辉映的英雄史诗。于是乎人类与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马文化。

《周礼·夏官·司马》有“七尺为马，八尺为龙”的记载，马因此被称为“龙马”。《易经》中，乾卦象征阳刚，因而被称为“龙卦”。龙卦象征刚健猛进的精神，因之称为“龙马精神”。《尚书注》有：“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的瑞应。因此，从朝廷官府到山野民间，从天子王侯到布衣平民，无不对龙马敬若神灵，对良骥神驰心往。相传周朝时，穆王乘八骏西游昆仑，西王母移驾百花池，与穆王宴饮承欢，眸询何日重来？李商隐作《瑶池》诗，将“八骏”之神速描写极致；徐悲鸿作《八骏图》，将“八骏”的神采描绘得栩栩如生，也使马绘画艺术创作达到巅峰。周孝王因秦非子养马有功，封地作为奖赏。春秋时，有个名叫孙阳的人识千里马，曾为楚王选得良马而始称伯乐，自此千里马与伯乐的人才观万古垂青。秦始皇对追风逐电的“七骏”，宠之若稀世珍宝，爱之若掌上明珠。从今天秦始皇兵马俑的庞大规模来看，兵俑盔甲严整，矛戈锋锐；马俑鞍辔整齐，严阵威武，如此宏大的壮观阵容，表现出秦始皇兵强马壮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壮志雄心。再从东汉时期镇守河西的军事长官墓葬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来看，骏马矫健腾空、飞燕流星电闪，和兵马俑的马俑相比，更显马雕塑艺术的精妙绝伦。东晋时，安帝司马德宗得日行千里的宝马，特封马为“扬威将军”。唐太宗李世民酷爱良马，君臣出猎，骏马成群，宫廷牧监孳养御马称“昭陵六骏”。唐太宗作《咏饮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侍臣杨师道附和《咏饮马应招诗》曰：“清晨控龙马，弄影出花林。”李峤作《咏马诗》云：“天马本东来，嘶惊御史骢。苍龙遥逐日，紫燕迥追风。明月来鞍上，浮云落盖中。得随穆天子，何假唐成公。”唐太宗至死与马相伴，将开创帝业的六骏，刻为石雕排列陵前。宋代时将中国象棋完善成型，从棋中“车、马、炮”的运用来看，马在古代战争史上有着显著历史作用。古代有关马的名人掌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不胜枚举。

但真正把马文化推向高峰的，当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山丹大马营草原，自此便成为中国马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摇篮之一。汉武帝尚武爱马，因为国防的需要，他对“天马”梦寐以求，为求良马寻遍西域各地，终得“汗血宝马”，继而将良马的标准定格为“天马”。并作《天马歌》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汉武帝得良马，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马踏匈奴一雪国耻，开疆拓土设“河西四郡”，成就夙愿。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以祁连山形造墓，辅以“马踏匈奴”石雕烘托，以此为无数英勇将士铸就历史丰碑。而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男儿当死于疆场，以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正是中华民族“龙马精神”的具体体现。

自山丹军马场成为皇家马场起，便在中国战争史上闪亮登场并步入中兴之途，“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使马的繁育规模得到空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马场牧马人，为祖国培育良骥骏骐，倾注了全部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大量繁育屯集军马，引进西方优良马种，改良选育出中国独有的山丹马。山丹马刚健昂扬的品格，形成了一种威武不屈、奋发有为的马文化，渗透在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融入了中华儿女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之中，成为中国马文化的升华和中华民族“天马精神”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