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射书《射的》考证与研究

[摘要]清朝统治者奉“国语骑射”为立国根本，视弓马射术为满洲长技而倍加推崇。满洲旗人撰述的有关射术典籍，流传至今的仅有常鈞《射的》一部。考查该书，可发现满洲射术虽受国家体制严格保护，但其内容已非传统“武射”旧俗，而是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射”因素，包括“礼”“道”等儒家理念，并呈现“文武合璧”“满汉合璧”特色。说明即便是在射术这一满洲传统的核心部分，与汉文化的陶融同样不可避免。

    清朝奉“国语骑射”为国策，视弓马射术为满洲长技，武备根本。为保证射箭传统，清朝诸帝不但能骑善射，率先垂范，更自上而下推行“骑射”国策，纳射术为旗学科目，增扩武举弓矢项目，设立木兰秋狝、南苑演武大典，确立各地八旗骑射、围猎考核体系，使“射”贯穿于八旗武备及满洲民俗。
    清代射术典籍甚多，射书代表作有顾镐《射说》、李塨《学射录》、黄百家《征南射法》、郭金汤《射法》、刘奇《科场射法指南车》等，但满洲旗人所著者寥寥，存世满洲射书唯有常钧《射的》一部，且该书为满文、汉文合璧书写，尤显弥足珍贵。今人多将《射的》奉为满洲射术经典，视为官兵习射规范，但细读全文，发现此论疑点甚多。
    中华射术与射书分“武射”“文射”两大流派，各有宗旨，相差甚大。“武射”以作战为核心，注重杀伤技法及战术运用，以中靶箭数与杀伤效果确定胜负，满洲传统围猎军武之射术，属此“武射”范畴。而“文射”，又称礼射或射艺，礼射以“礼制”为核心，以“道”“德”为宗旨，射艺为孔子所倡“君子六艺”[1]之一，将礼制理念贯穿于射之始终，集德育、美育、体育于一体，以“寓教于射”实现射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初衷，注重射箭过程而非结果，以射者道德修养及礼射技法确定胜负，自先秦形成乡射、宾射、燕射、大射体系，属此“文射”范畴。《射的》若归属“武射”，但书中“文射”理念却占主体，不免令人费解。
    对于该书的先行研究，有吕欧、宋冰撰《满汉合璧〈射的说〉研究》[1]，李海婷撰《清朝习射书籍〈射的说〉及影响》[2]，两文对《射的》内容多所梳理，但有三方面问题仍需深入探究：其一，作者生平需考证，借以探究其射术流派；其二，射术体例需考证，借以探讨满洲射术流变；其三，射书内容需考证，借以解析清朝射制沿革。笔者不揣冒昧，就以上三问题分别考述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作者考
    关于作者生平，前期《射的》研究之作均未述及，难以考证作者与其射术流派关系。综合新疆满文档案及《国朝耆献类征》《国史馆本传》记载，作者常钧（1702-1789），叶赫那拉氏，满洲镶红旗人，于雍正四年（1726）由翻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乾隆二十一年清廷征伐准噶尔时任工部员外郎。二十五年四月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六月迁刑部侍郎，十一月署理江西巡抚，十二月署安徽巡抚。二十六年四月授河南巡抚，八月调江西巡抚未行，后调任甘肃巡抚。统一西域后，常钧以“屡著劳绩”，授云骑尉世职。二十八年十一月调任湖北巡抚。二十九年正月常钧入觐，其诸多治疆策略受乾隆认可。乾隆二十六年调任云南巡抚。三十一年二月调任湖南巡抚，八月因“侯岳添案”中拘私枉法，遭到革职[2]。三十二年二月，以“废员”身份赴新疆喀什噶尔辨事，五月调赴哈喇沙尔[3]辨事。三十六年五月回京授三等侍卫。五十四年（1789）十月，常鈞卒，享寿八十八岁。
    常钧系八旗文官，为雍乾时期直省、边疆官员，历任中书、刑部侍郎，及江西、安徽、河南、甘肃、云南省巡抚，经历曲折丰富，既因才华出众，办事勤勉，被清廷屡屡提拔调任，又因涉案回护，被弹劾欺诈，贬为“废员”[4]，赴回疆[5]“赎罪效力”数年，但清廷屡次采纳其治疆之策，最终视其为“有功之臣”。五十年（1785）正月，乾隆帝设千叟宴，常钧受赐赴宴，并即席向乾隆帝献诗：“金阙青阳启，瑶阶丽景妍。凤图欣锡羡，鹤算幸长延。天上者英会，人间蓬岛仙。蓂香春茁六，椿老叟逾千。尉忝承云骑，班惭预绮筵。颓龄叨厚禄，五十有三年。”[6]。常鈞才华出众，著有《敦煌随笔》等文章，且“精绘事，画虎尤妙”[7]，绘画于清吏中颇有名气，政绩丰富而曲折，任职奋勉而善终。《射的》成书于乾隆三十五（1770）年，为常钧新疆赎罪办事之时。纵览常鈞履历，以翻译举人入仕，并无军武从戎背景，亦无从征战功记录，使人质疑《射的》为满洲官兵射术之说。
    满洲骑射初兴于“武射”，行围射猎，攻伐作战，其射术虽无官修教程，但相关文献记载甚多，如嘉庆帝就“武射”用箭曾曰：“营兵操练射靶……箭枝样式，种种不同，各适于用，其箭镞翎羽之轻重，总视弓力为准。射鹄则用骲头，射靶则用铲箭，射牲则用披箭，临阵则用梅针，随地异宜，总在发矢有准”[8]；就酌定弓力而言，嘉庆帝谕：“国家以弧矢开基，武备之修，挽强为尚，但力不同科……概令开弓在八力[9]以上，亦属难行……勤加教演纵不能悉挽八力劲弓，总约以六力为合格。”[10]旗营多以六力之弓习射校阅，而清朝武举之弓有八力、十力、十二力三种，另备十二力以上“出号弓”，弓号由考生自选，拉弓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考核。由此可知，八旗军营“武射”，注重箭枝杀伤、弓力效能等，此军武作战使然，汉唐“武射”典籍对此亦叙述详尽，而《射的》全文对箭枝搭配、弓力限度并无提及，对作战杀伤、战术运用亦无论述，窥见常鈞所言之“射”并非军武范畴。
    清朝入关后，巩固“武功”之余，强化“文治”，清廷一面推行弓马射术，使习射尚武之风兴盛于宗室权贵、八旗官兵，一面推动满洲上下研习中原文化，推崇礼制经典，使习文之风日兴。康熙朝后期，满洲射术虽形式沿袭，但实际技法却变化甚大，中原“文射”随礼制深入满洲风俗，其“射以观德”宗旨倍受满洲文士推崇，“武射”技法于军营存留，但“文射”技法却广为传播。雍正帝以满洲文士文武兼通，甚为骄傲，曾曰：“古者射御居六艺之中，圣人所重。本朝开国以来，骑射精熟，历代罕有伦比，旗人凡少长贵贱，悉皆专心练习，未有一人不娴熟弓马者。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合式，方准入闱。”[11]但“射艺”系孔子先贤所倡“文射”之射，与满洲“武射”旧俗无关，可见雍正帝所重者，为满洲射俗之存废，而非射术之满汉流派。由此，便可理解常鈞虽系满洲官员，但其著述宗旨却非“武射”范畴。

▍二、体例考
    《射的》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单册装订本，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皆藏有抄本、刻本。其刻本共九十八页，规格21 X 18厘米，满汉合璧形式，满文于左，汉文对应于右，以满文排序自左至右排列，除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外，每页有五列满文、汉文。《射的》全书由正文与附录《榆阳射圃观马图说》两部分构成，正文介绍步射要领，内容有十二节，即诚意、正心、存神、养气、演法、步位、执弓、扣箭、审固、撒放、弓与力配合、矢与弓配，附录《榆阳射圃观马图说》介绍骑射相马之说。对比明清射书体例，《射的》特点有二，即“满汉合璧”与“文武合璧”。
    就“满汉合璧”而言。有清一代，“国语骑射”被奉为国策，所谓“国语”“清字”即满语满文。中央至地方各级满蒙官员，尤其八旗、边疆及宫廷、陵寝事务满蒙官员，均须以满文拟写公文。国子监等各级各地旗学设置满语课程，科举特设翻译科，鼓励旗人习满语用满文。满文创制历史较短，1599年由努尔哈赤组织创立，仅三十余年后清朝便入关统一中国，八旗半数居于京师，半数分散全国驻防，满洲社会环境剧变，致使旗民满语文环境受汉语冲击甚大，汉文水平日升，但满语能力渐衰。满文官书公文虽占绝大多数，但满文原创文学作品极少，如乾隆帝虽满语文造诣极高，但毕生作诗近四万首中，满文诗歌竟寥寥无几，说明满文已缺乏生命力，依靠体制维系。于此，以满汉文对照之合璧体例出现，清廷将大量汉文经典、明朝典制悉数翻译，以合璧体例向旗民推广，帮助旗民学习汉文典籍，汲取汉文化养分，又借以维系满文传承，保持民族特征，可谓该体例为八旗所学习汉文、保护满文之体例。因此，满汉合璧典籍就版本而言，多为自汉文原版翻译而成。
    《射的》兼译作、原创于一体。清朝亦有汉族文士顾镐著射书《射说》一部，与常钧《射的》比较，二书极为相似。《射说》内容分内功、外功、用功、步位、执弓、扣箭、目力、开弓、撒放、弓与力配合、矢与弓配、自跋，共十二节，与《射的》十二节比较，不但宗旨主题一致，其执弓、扣箭等诸节文字完全相同，约占正文十之四五。《射说》成书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比《射的》早三十七年，可知常钧系翻译顾镐《射说》，并融入个人见解而成书，可称《射的》正文原版即为《射说》。
    就“文武合璧”体例而言。中国古代射术“文射”“武射”泾渭分明。清代乾隆年间《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八十二卷中，汇集自古至今有关“射部记事”，射箭史料条目三百有一，将其进行简单的分类统计，射猎类有五十条，军事类有一百二十八条，礼射类有六十四条，风俗类有二十九条，竞技类有二十二条，习射类有八条，其“文射”射书，内容主要为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含及先秦典籍礼射记述，及后代学者注疏之作。注疏以汉唐经师之作为主，唐以后儒家学者，尤以清代学者对汉唐注疏又多发明。此类射书述及礼射细节，专注章句训诂，引述孔子先贤礼射理念，以射礼程序，宣扬“揖让而升”礼制准则，以达到人文教化目的。而“武射”射书，以“贯革之射”[12]为代表，围绕战术运用、精准杀伤而论述。射书体系虽内容宽阔，但文武两大流派，特征明确，鲜有合璧之作。而《射的》正文虽参考《射说》，但其附录内容为原创，主题为骑射与相马，属“武射”范畴。历朝军事尤重骑射，“射”之远程击，“骑”之战术机动，使得骑射成为历朝各代军事武备重要组成。如蒙古西征大军以骑兵为主，每兵配马三匹，弓三张，箭二百枝，远程奔袭换马不换人，日行数百里，作战时先以硬弓远程漫射，再以软弓精度射杀，最后以长枪短刀近战，故骑射为“武射”射书所独有。此外，中原“武射”射书，其体例少有附录，其内容鲜有相马之论，而《射的》设专题论马，述及相马、观马、骑马、马射要点，倡导骑射“弓、箭、手、马”四要素于一体，发挥骑射最大攻击效能，是为满洲骑射经验总结，使正文中原“文射”技法，与附录满洲“武射”旧俗合为一部，构成该书体例特色，堪称“文武合璧”。

▍三、内容考
    《射的》首语曰：“余尝三复乎射以观德之说，而知射之道，果在德不在力也。”常钧明确其射术宗旨为“德”，满文使用“erdemu”[13]一词，兼有德、才、武艺武功之意，与汉文之“德”字内涵有所不同。“射以观德”为“文射”流派之训言，以“德”悟“道”，特指精神修养。《颜氏家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3]86可知早在魏晋之际，以“揖让升降，以行礼焉”之“文射”，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武射”，差异甚大。《论语》:“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指出“观德”之射主于中，而非贯革，此观德之射为“文射”，而贯革之射为“武射”，二者可谓泾渭分明。常鈞虽用兼有文武含义“erdemu”一词，但内容完全为文射“德才”含义，而非武射“武功”之意。
    第一节题为“诚意”，述及“意中无形之射，先用正志直体之功，然后每发一矢，静专于道”，作者强调“正志于道”，而非“贯革中的”。《礼记·射义》载“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4]1686射者须己正而后发，“己正”即“内志正”与“外体直”，于“武射”而言，“己正”侧重于“外体直”，强调“中的”之结果，于“文射”而言，“己正”侧重于“内志正”，强调“中的”之过程。常钧指出“先正志，后发矢，专于道”，说明以“正志”发矢，其专注对象，不在外，而在内，射术追求内志之“道”，而非肢体之“技”，“中的”之靶不仅是箭靶，更是精神“道”靶。
    第二节题为“正心”，述及“心为身主，正则不偏不倚，情自然和平，念虑自然精一，可以命中，可以观德。君子无争，平之象也，仁者如射，中之道也，反求诸心，焉往而不得哉。”作者再次提及“观德”，并引用《礼记》之言，“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4]1687。认为一切射艺结果归结为自己是否端正，一招一式是否符合规范，不能怨及他人，皆从自身寻找过失，即是慎独，对涉世处事予以反思指引。而其君子无争之说，源自孔子所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4]1689认为君子不应争名夺利，被名利虚荣所扰，应于射礼中争德行修养，不争“外在”，而争“内志”，以无争贯通必争，实现内心警醒、慎独，显然作者所谓正心与“武射”之专心不同，前者强调意境，后者强调精准。
    第三节题为“存神”，述及“引弓满彀，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此所谓存神，即大学虑后能得境界，而射义所云，各绎己之志，求中为绎，能中为舍，绎之而得，则足以伸吾之志。绎之而未得亦，不失吾志之所存，神乎神乎，离则去之舍之远之，可不勉哉。”作者指出唯有存神，方得境界，各绎己志，拓展精神，即通过“射”实现“志”之拓展。《射义》载：“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4]1688指出射即为寻绎之意，射者身份不同，都均应于射中寻绎各自志向，使身份、言行符合礼制，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即“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4]1689要求射者，将箭靶视为道德标准，射之过程，即为反复内省、存神、存养、进取之过程。孔子曰“发而不失正鹄者，其为贤者乎！”[4]1689指出射艺关键，在于心神端正，而射之成败，在于内志实现端正。
    第四节题为“养气”，述及“气者，体之充也”，“射之道也，是故善养气者，勿以喜乐耗其气，勿以哀愁伤其气，纳之有常，出之有度，充于一身，达乎四体”。常鈞强调以气息疏导肢体，调控心志，使精神入定于射艺之道。所谓习射当先治心，誉之不喜，激之不怒，胜而不骄，败而不慑。若泰山之崩于前而不惊，若虎兕之出于后而不震，毋动容，毋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备此五者，惟彀率之是图，失诸正鹄，反求诸身。以气息调控达到心志专一，身心合一，以“道”之心境贯矢如流，养成专注品性。
    第五节题为“演法”，述及“空手作执弓扣弦状，处定之后又作撒放势，一如真射。”常鈞认为习射初始应为虚射，即空手演练，持硬弓空拉不放箭，会使射手心力耗于弓力，而难以集于内志，故以空手演练射箭，意念弓力大小、箭靶远近，专心于“正志正体”，待熟练技法后再持弓撒放，此说非八旗习射旧俗。八旗官兵习射训练自幼而成，正如《史记》所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5]2900，习射训练自幼童开始，皇太极曰：“子弟辈壮者当令以角弓铁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14]，满洲部众习射属自幼耳濡目染、逐步养习之俗，所谓虚射、真射非满洲传统，为初学射术者之演法。
    第六节题为“步位”，述及“将射而跨步就位，以不即不离为妙，慎勿作意矜持，脚跟必定须踏稳，不宜板。所谓丁字不成，八字不就，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所说站法为“跨步就位”，脚法为“非丁非八”，此描述虽与八旗“武射”有相似，但八旗官兵之射，强调“前腿直，后腿弯，腰下坐，前腿橛，后腿瘸”之特征，此步法站法虽不优美，但于步战极为使用，穿着厚甲战袍，弓弦极易打臂，若使身体略呈S型，不但利于发力，亦使弓弦与手臂成一定角度，避免弓弦触臂，就站法描述可谓兼有中原文射、满洲武射二者特点。
    第七节题为“执弓”，述及“执弓如执笔，弝必归槽。用力全在指掌，一点不松，方是真诀，出弓必卧，务以上弰在前，下弰在后。”其中“执弓如执笔”为各类射法之共性，但“出弓必卧”则有待商榷，纵览八旗文献及旗营射法，未有此“卧弓”定论，一切技法以作战环效能而定，实现快速有效。而中原射法，尤其“文射”技法中，强调“卧弓”之法，撒放后以弓指箭，达到“箭随心至”之意境。
    第八节题为“扣箭”，涉及指法、靠位、运气等，指法述及“中指贴住大指，大指用昂力，食指用压力，其余三指握固”，此指法系捏弦法，多用于软弓，鲜有硬弓、强弓用此指法。于“武射”中为骑射指法，于步射中多为“文射”指法；靠位述及“弦靠胸，箭靠脸”，对比八旗“五平三靠”规范，略有差异。所谓“射贵形端志正，宽裆下气舒胸。五平三靠是其宗，立足千斤之重。开要安详大雅，放颊停顿从容。后拳凤眼最宜丰，稳满方能得中。”其“五平”指两肩、两肘、天庭俱要平正，“三靠”指翎花靠嘴、弓弦靠身、右耳听弦。《射的》所述“弦靠胸”与其一致，但“箭靠脸”与“翎靠嘴”则不一致，究其根源在于弓弦拉距大小，产生拉弓靠位之差别。八旗“武射”多采用“五平三靠”靠位定位，突出“迅速便捷”撒放，“翎靠嘴”系其射术定位重要一点。“文射”则多用大拉距射法，箭翎多拉至耳部，使双臂完全舒展后撒放，故文中“扣箭”指法倾向于“文射”。
    第九节题为“审固”，述及“射者，必内正己之志。外正己之体，极其审固，而后发矢”。任何射箭流派均强调审固，即凝神不动，毫无他虑夹杂，于心中对于弓力、角度、时机实现精密计算，亦使气力集中，始可撒放，发而必能中靶。反之则筋力弱，手足软，猝然发，而矢之端不端，中不中。但“武射”之审固，更强调时机之把握，根据外在环境，围绕目标变化，迅速做出判断，作战远射、近战之审固亦有差别。反之“文射”之审固，则不强调外界变化之反映，对时间亦未做限制。常鈞所说之审固特指“内正志，外正体”，当属“文射”范畴。
    第十节题为“撒放”，介绍古今射学差异，述及“为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右手发之，左手不知，允此皆古射学之源也。后人不能体认此理，所以射学渐失本源，即就发字与撒放二字上观之，便是古今射学之界限”，“后手为撒，前手为放可也，盖古人能不用力，今天不能不用力”，“弓本有力，不在人于撒放时用力，益知古人之发，如拨机用巧，其明证更显然矣”。作者将射术之法视为射学，将“左手如拒，右手如附”[6]57作为古法，将“后手为撒，前手为放”为今法，阐述“知力在弓，而巧在人”观点。纵览“武射”发展，射法分类纷繁，军武作战，远射用硬弓，重在射程，近战则软弓，重于精度，马射、步射各有特点，技法各有差异，指法、手法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八旗之射，亦为军武之射，射术技法因环境、弓矢、目标而差异，“动的”“静的”、“射中”“射远”、“骑射”“步射”技法各有玄妙，弓有强弱、长短、大小之分，矢分披箭、刺箭、鸣镝三大类百余种，军事目标千差万别，其弓矢选择、技法使用亦随之变化。而“文射”重在内心“修心养志”，习射中无骑射，无“动的”，无“射远”，不“贯革”，箭矢统一，其技法重在“巧”。故“武射”技法“由外及内”，因环境而定；“文射”技法“由内及外”，由“心志”而定。常鈞所谓古今技法，实为“武射”“文射”之分。
    正文后两节题为“弓与力配合”“矢与弓配”，围绕人与弓矢和谐原则，讲究弓、箭、手三者相配，借以实现最佳效果，主张强弓配劲矢，硬弓配硬箭，若射手力小而弓力过大，则射手虽能开弓但不能持久，命中率降，且不久便心神疲惫，技艺全失；若射手力大而弓力小，则撒放之箭射难达射手之的，亦难以命中，因故需慎重权衡，不可蛮力拉硬弓，据最大体力缩其十之二三，择合适之弓力，获得“射中”“射远”、“中的”“贯革”之最佳效应，实现射术随心所欲、出神入化。此和谐相配原则，系“文射”“武射”之共性。
    《射的》附录《榆阳射圃观马图说》，历代“文射”典籍无骑射论马之论，“武射”典籍、历代兵书多述及骑射、相马。清朝奉骑射为国策，八旗驻防尤重马政，视为武备之要，管理严格。常钧以观马为题，作为全书附录，足见满洲“武射”元素。

▍四、研究价值
    《射的》作为迄今所见唯一的旗人射书，对研究满洲射术沿承之背景，探讨骑射国策实施之效果，解析满洲旧俗变迁之规律，其价值意义甚大，《射的》亦可谓入关后八旗文化变迁之缩影。
    军事名言“凡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7]15。弓箭发端于射猎，满洲先民世居白山黑水，射猎为其传统生计之一，围猎生产与军事武备一体，弓矢既为生产工具又为作战武器，使满洲先民于围猎生产中，善长弓马，娴于骑射，努尔哈赤更以射猎之制创立八旗制度，改造女真社会组织，形成“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满洲社会，满洲特色制度体系由此产生，可谓满洲崛起与骑射旧俗密切相关。入关之初，男丁仅五万余，最终统一中国，故清朝诸帝称“满洲以骑射立国，骑射为满洲根本。”满洲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经济均滞后于关内，要维系统治，则必强化军事，使骑射于国策中巩固武备，借以稳定清朝政局。但入关前后，满洲社会变迁剧变，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随之渐行渐离，引起满洲高层关注，天聪汗皇太极镜鉴金朝兴衰，告诫八旗子弟悉遵旧俗，不懈废祖制；顺治帝订立塞外行猎，京师南苑围场之制，改革武举科目；康熙帝设立木兰围场，行秋狝大典，订立宗室“习武木兰”家法；雍正帝将射术列为“宗学”“觉罗学”“官学”科目，贯穿八旗旗学体系；嘉庆帝列“骑射”为国家根本重务[15]，秋狝岁举，讲武习劳，不忘旧俗，严加考核八旗弓马技艺。历任皇帝竭力使满洲生活与战斗相近，可谓立家法，树祖制，订国策，改武举，办旗学，建围场，行大典，严考核，其“武射”规格之高，于中国封建王朝中所罕见。
    与“骑射国策”不相协调的是，满洲对射术研究甚为单薄，清帝虽对射术传承不懈余力，但满洲射书却成寥寥无几，不仅如此，清朝射书未有独立编目，射学地位甚为卑微。纵览历朝图书典籍编目，射书多有其独立归属。汉志“兵技巧”载有一百九十九篇，其中射书八种，五十一篇，约占“兵技巧”图书四分之一多，内容含及弓射、弩射、连弩射、弋射四种射法。《隋书》实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继承汉志，射书被归于子部“兵书类”。宋元明时期，射书编目被剔出“兵书类”而归入“杂艺类”。清朝则延续此编目，继续将射书归入“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曾受乾隆亲自审读，多次挑出书中错误，但对射书归属却未提任何疑义。清代文臣大儒对古代文献全面清理，涉及古籍细末，以至“杂艺类”著书均予考察、收藏、编目，但却未重整射书。可见清代虽崇尚骑射，推崇射术，却对射书、射学并不推崇，于此态度下，满洲射书难寻踪迹，汉唐射书更是失传甚多，射术虽位列国策，但射书却位列杂艺；射术虽上下推崇，而射书却寥寥无几，呈现满洲射术传承“重武轻文”之态。
    将明朝李呈芬《射经》、李恕谷《学射录》，与清朝顾镐《射说》、叶赫那拉·常钧《射的》对比，四本射书皆为明清射学经典之作。就特色而言，《射经》、《学射录》侧重射术之“技”，而《射说》、《射的》侧重射术之“道”，前者强调“外功”之肢体技法，后者强调“内功”之心理技法。《射经》、《学射录》并未引用“文射”经典之言，就身法、手法、足法、眼法等阐述肢体技法，将肢体生理特性与弓矢物理性能，相符而成，充分发挥，实现精准命中。《射经》述及马射，并引用“武射”经典阐述骑射要领，窥见作者射术理念倾向。《学射录》未提及骑射，并对引用孟子射中之言，对文射略有涉及，述及“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气敛，内运外坚”，但就总体而言，对于“射以观德”并未提及，依旧围绕肢体技法论述。窥见明朝射书倾向“武射”，而清朝《射说》《射的》却侧重“文射”。
    满洲入关后，虽奉“骑射”为国策，强化满洲特征，保持认同归属，但对射术流派并未严加限制，使满洲射术与中原射术逐渐相融，基于“武射”吸收“文射”，呈“文武合璧”特征，射术内涵由“技”层面升至“道”层面，此变化非变异，为文化繁荣发展之表现。就射术技法而言，《射的》正文以“文射”技法为主，侧重射者精神塑造；就射术内涵而言，全文多引用《礼记》经典，孔孟射艺之言，论述射艺之道，将“射以观德”贯穿始终，足见作者对于“文射”之推崇，同时亦有“武射”理念，言及“强弓劲矢，威远服众”，强调“怒气开弓，息气放箭”，其步法、站法、瞄法等射术技法，有别于满洲“武射”，亦与中原“文射”有差异，附录又列入观马之说，附以骑射理念，使全书显现“以文射为主，兼有武射”特征，故称《射的》为满洲特色“文射”经典之作，甚为恰当。窥见清廷虽一再强调“武射”，而满洲部众随文化濡化，其射术而日渐倾向“文射”。
    钩玄清朝骑射国策，与满洲兴衰相并行，其兴为清朝国运之见证，其衰亦为脱离生产、脱离尚武、脱离时代之必然，其内涵概有三层，即“军事武备”之射、“尚武精神”之射、“文化特征”之射。就“军事武备”而言，满洲崛起于青萍之末，发奋图强，以骑射武备，潜滋暗长，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经济均滞后于关内，要维系统治，则必强化军事，使骑射于国策中巩固武备，借以稳定清朝政局。就“尚武精神”而言，清朝皇帝基于武备，尤重满洲部众尚武精神之塑造。于塞外订立“木兰围场”，于京师设立“南苑围场”，倡导“习武木兰，勿忘家法”[16]，练习弓马，射杀猛兽，传承勇武。纵览围猎兴盛之康乾两朝，恰为清朝盛世，围猎塑造之勇武之气，对满洲部众开疆拓土、无畏奋发不可谓毫无关联。自天聪汗皇太极初始，清廷便屡屡反思金朝亡国之鉴，立骑射为“国策家法”，保持尚武气质，远离奢靡之风，借以传承淳朴民俗。就“文化特征”而言，清朝数任皇帝屡屡述及“汉人长技在文，满洲长技在武”，告诫八旗子弟攻读学问，须于演习骑射为前提，不可遗失祖制。雍正帝将弓术纳入八旗各级教育，无论文武官员、各级子弟均要习射，以满洲之“射”维系其文化自尊自信自豪，借以与中原汉文化之“文”相媲美，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满洲部众上下脱离生产，使生活与战斗条件相离渐远，直至相反背离，致使清朝皇帝将骑射无论升至“家法”“国策”何种层面，无论列入“武举”“官学”何类科目，无论划定“木兰”“南苑”何地围场，骑射旧俗亦如无本之木，脱离根基，难以维系全民崇射尚武之风。即使中原礼射、文射技法融入替代满洲骑射技法，清廷亦未加阻止，窥见清朝骑射国策，重在“射”之形式，而非“射”之传统。
    嘉庆、道光、咸丰朝，欧洲列强迅速崛起，现代工业蓬勃发展，冷兵器时代逐步终结，传承“射”之尚武精神，改革传统兵制，乃顺应时代之必然，但三朝皇帝未有睿鉴，将“军事武备”、“尚武精神”、“文化特征”之射混为一谈，致使清朝未能及时革新，现代军事未能及时起步，以“祖制家法”拒绝兵制变革，以“满洲特征”拒绝兵器改良，武备观念落后于时代，军事呈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态；同治、光绪、宣统朝，清朝大乱不断，政局动荡，各地满营屡受重创，加之国力衰微，八旗武备步入末路，期间虽有维新改革，编练新军，效仿西洋武装，但满洲尚武精神已难振兴，致使陆战失利，海战惨败，割地赔款不断，满洲骑射之国策随之荡然无存，“天朝上国”之虚荣亦土崩瓦解，为近代中华百年屈辱开端。

【参考文献】
[1] 吕欧，宋冰.满汉合璧《射的说》研究[Ｊ] .满语研究，2010(2)：72－78.
[2] 李海婷.清朝习射书籍《射的说》及影响[Ｊ] .兰台世界，2014（21）：36－37.
[3]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Ｍ]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Ｍ]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刘向.列女传：卷上[Ｍ].上海：上海古籍，1986.
[7]武国卿.中国战争史：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注释】
[1]《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郑玄注曰:“射，五射之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页。
[2]《清实录》载:“至常钧办事本属平庸，特因其前此曾在军营出力，是以屡用为巡抚。今于侯七郎殴死侯岳添一案，回护固执……显然授意殉庇欺蒙之罪，尚可稍从末减，常钧著革职。”
[3]哈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4]废员：清制凡因罪、因过而被革职的官员
[5]回疆：清代回疆指天山以南区域
[6]《钦定千叟宴诗》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1986年，第336页下。
[7]李放:《八旗画录》卷八，《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80册，第11页下。
[8]《清仁宗实录》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清制以“力”为单位计量弓体张力，以九斤四两为一力。
[10]《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2]贯革之射:即张革甲而射之，属军武之射，与文射之“射不主皮”相反，其习武仪节简化，以革甲为侯靶，以箭矢射穿甲贯革厚度判定胜负，不追求仪容风度，只注重弓矢穿透杀伤。
[13]满文erdemu一词，兼有德、才、武艺武功之意，汉文之德内容抽象，而满文之德相对具体，便于理解。
[14]《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5]《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锋晖丨新疆师范大学
来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