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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马术
御术与马术，是中国古代流行久远的运动项目之一。关于驾车的起始时间还无法确定，但据有关考古资料，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了独輈马车，因之战车也就成为普通的作战工具了。当然，其中的驾车之术，亦即御术也开始成为人们习练和掌握的技艺之一。 由于驾车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既要灵敏和机智，又要有相当大的臂腕力量，才能使六辔在手，指挥如意，因而被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西周时期，御术被列为“六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还总结、概括出了驾车的五种基本技术。据惆礼·地官·保氏》记载，御有“五驭”，一为“鸣和鸾”。指挂在马车轼木上的和铃与挂在衡木上的鸾铃，在驭手驾马行车之时，和铃与鸾铃要发出轻快而有节奏的振荡声。铃声不乱，表明驾车马的步伐整齐轻快，说明驭手控马有方，驾术高明。二为“逐水曲”。指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控驾车马，使之能快速前进，而又不坠入河流，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更高明的驾驭技术才能应付。三为“过君表”。培养驾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车滚马腾，飞奔驰骋，人之惰性容易浮躁不端，丧失基本的礼节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国君面前通过的特殊礼仪培养驭手。四为“舞交衢”。交衢系指十字街口。驾车使马穿街过巷，车辆相汇，人流相交，车人相傍，穿梭前行，舞龙走蛇如人无人之境，不能横穿乱撞。五为“逐禽左”。这是五种驾驭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驭手驾车在田猎、征战中，要尽可能把猎兽鸟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敌人驱赶到车马的左方，好让车上的弓箭手开弓射物达到最佳角度，这是田猎和实战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的贵族们，虽已有现代化的猎枪围猎，但仍要求骑手把野兽驱逼至马匹的左前方，进入最佳射击角度。这其实就是“逐禽左”的驾驭技术，在当今马上活动的留存。可见，作为检查掌握御术的考核标准，在当时已经达到相当重视的程度。 由战国以迄汉代，由于马车的普遍应用，御术更成为体育运动中的重要形式，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驾车实物，汉代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上面的各类驾车形象，其急速奔驰的形态，透露出御者的高超技巧，反映了御术的不断发展。只是随着马匹的广泛应用，骑术的进一步推广，御术才逐渐退出了体育活动的领域。 至于马术，主要包括马戏和赛马两类，有关的资料可早至战国之时。发现于内蒙乌拉特中旗乌兰结拉嘎的赛马图岩画，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较早的赛马资料。及至汉代，赛马活动继续盛行，在郑州发现的画像砖上，就有一幅典型的《赛马图》画像。这一时期，马戏表演也成为百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百马同辔，骋足并驰”的描述。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上，曾留下了当时无名艺术家对惊险绝技的马术表演的生动刻画。沂南汉墓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有一幅《马戏图》，图中两小童各自在马上表演，两马相向奔驰，左边一小童左手执马鞭，右手持曲柄幢立于马上，此即马戏中的“立骑”技艺；右边一小童双手执手戟据于马背，横体腾空，双足后翘，马蹄腾飞，显示出了表演者的精湛技艺。唐宋时代，马术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考古发现的有关赛马俑以及壁画、瓷枕、绘画等艺术作品中描绘的马术表演的精彩生动场面，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体育活动中马术运动的珍贵资料。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表面绘有马术图案的陶枕。这一陶枕的枕面为横长的八角形，中心画有一穿紧身衣裤的演员，双手据鞍，倒立在马背上。马匹呈飞驰状，整个画面将人与马紧密协调的配合表演描绘的相当逼真。 到了明清两代，马术运动更为兴盛，不但民间流行这一活动，甚至军队也将其作为练兵的手段。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壁画中的清代赛马图、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绘制的反映清军骑士表演的《马术图》，都反映出中国古代马术运动发展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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