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紫禁城骑马”被作为一种封赏来犒劳功臣

核心提示：传统社会中，衣食住行皆有规矩，是等级统治的需要。有清一代，各项事务多有规定，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鼎盛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皇权集中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很多事情并无一定之规，全凭皇帝一人说了算，就是所谓“口含天宪”。赐肩舆与赐紫禁城骑马就是一例。

晚清，盛宣怀被格外加恩在紫禁城骑马

传统社会中，衣食住行皆有规矩，是等级统治的需要。有清一代，各项事务多有规定，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鼎盛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皇权集中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很多事情并无一定之规，全凭皇帝一人说了算，就是所谓“口含天宪”。赐肩舆与赐紫禁城骑马就是一例。

中国的皇家园林、皇宫历来讲究规模，越修越大，以至于从宫外步行到其中心，要用较长的时间。这当然可以用提前出发来解决，但对于臣下来说，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官员，每天上朝要走这么长的路，就成了一件苦差事了。因而自五代十国时期以后，就开始有乘马或坐简易的轿子进入宫廷的作法了，但多半只是个别的例子，比如在明代，基本上就没有在禁宫中骑马或乘轿的情况出现。明代大臣们从左右长安门入宫，步行至午门。明嘉靖时阁臣沈鲤带病入朝，行走不便，经常跌倒，为时人所怜。到清代，紫禁城骑马或乘轿，也称为赏朝马，成为对宗室王公及文武重臣的一种非常崇高的礼遇。绝不是今天那些戏说历史的人任意编造的，随便一个督抚就能骑马、坐轿进宫的。赐肩舆或赐紫禁城骑马，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人可以这样做，但从历史记录的情况中，也能看到一些章法。

紫禁城西华门下马碑

清初，仅有少数近支王公准许骑马进入紫禁城，但只能进入外城部分，到景运门外下马，其他大臣只能循明朝旧制，徒步入朝。“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东华门、西华门旁和午门前的左阙门、右阙门外，各立石碑，用满蒙汉藏维及托忒蒙文六种文字镌刻为“至此下马”和“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下马碑至今尚存，显示出一代定制和宫廷威严。正式的明文允许大臣们骑马入宫，始于乾隆时期，主要是考虑到大臣们星夜入朝，遇到雨雪天气，行走不便。此外，内外文武大员立有重大功劳，或受到特别恩宠，也会特许“紫禁城骑马”。如乾隆中，大将军岳钟琪因为讨平“两金川”土司，特赐“紫禁城骑马”，兆惠以征西北回部军功特许“紫禁城骑马”等，退休文臣钱陈群于乾隆三十六年赴京给皇太后祝寿，特命紫禁城骑马，当时视为一种殊荣。到嘉庆时更特许年过七十的大臣，可以在禁城中乘坐一种小轿，从此才有了紫禁城乘“肩舆”的事情。《啸亭续录》有一段记载：说明了赐“紫禁城骑马”在乾、嘉时期的大概情况：

“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清 昭梿《啸亭续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381页。)

至于乘轿入宫，乾隆时期，已经有了大臣坐轿进宫的特例，因为有些大臣年老体衰，骑马实际上已经有困难了，如乾隆时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因“年迈不能乘骑”，“蒙恩准在紫禁城内乘轿行走”。嘉庆九年，大学士王杰进宫时，年纪已过八十，特旨准其坐轿入宫，拄拐杖进入内廷，则是极特殊的“恩宠”。(清 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2001年3月版，第72页。)

以此来看，清前期骑马、乘轿进入大内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只有年高德昭的老臣才能享此殊荣。在实际执行中，得到紫禁城骑马特权的大臣，并不都骑马，一些人改用一种小肩舆，用一把椅子两边绑上抬杆，由两人抬着入宫。这样一种变通，实际上也是在乾隆时期就有了的。一是考虑到马匹万一控制不好，怕冲撞了宫中仪仗，二是实际上受赐“紫禁城骑马”的大臣，不少人年龄都很大了，有的人骑马有困难，有的人根本就骑不了马。据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专门为此发布上谕，特赐紫禁城内骑马大臣中，有人年老足疾上马也觉得困难的人，“加恩准令乘坐椅，旁缚短木，用两人舁行入直。”这样一道上谕，后人称赞“尤为养老尊贤之旷典。”(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24页。)关于这种在宫中行走的小肩舆，与皇帝的“步舆”类似，但椅子要小些，而且只由两个人抬行。与上面这条材料中说的“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的情形，还是一致的。这类宫中行走的工具，一般只抬在腰部，而不抬在肩上。

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清代宫禁甚严，没有特许乘马坐轿者是不得如此行事的，而且，特赐骑马者，也不一定就允许坐轿，宫廷禁地，清前期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乾隆时吏部尚书彭元瑞，有一次在马西华门内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与他同行的大学士朱珪赶紧喊了门外的二名轿夫，把彭抬进宫去。本来朱珪也知道，彭没有被特许紫禁城内乘轿，但事出仓促，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就因为这件事，朱珪被“降二级调用”。从这个故事中也能看出，清代对于宫中骑马和乘轿的规矩，执行得还是认真的。(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151-152页。)嘉庆初，给著名权相和珅被定的十大罪状中，有一项大罪就是和珅坐轿子进入神武门，坐椅轿直入大内禁地，可见违反这项制度也是一桩大罪。(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442-448页。)擅自坐轿或乘马入宫者，无论官职大小，均交刑部或理藩院议处。嘉庆年间，蒙古武职御前大臣鄂勒哲依图、领侍卫内大臣索特纳木多布斋二人，自恃位尊，擅自坐轿闯入禁门。结果是受到嘉庆皇帝的申饬，并交理藩院严加议处。道光间， 乾隆皇帝的第十一子永瑆之孙奕经，自恃皇亲贵胄，擅自乘肩舆直入神武门，结果被革去“兼职”，降为二等镇国将军。未经赏马者，若擅自乘马过紫禁城门，都要受到处罚。

总的来说，嘉庆以后，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和乘轿的范围逐步放宽。嘉庆十年，特许紫禁城骑马大臣年过七十者，以两人抬小椅乘坐。二十四年，下令旗籍大臣六十岁以上，汉臣六十以上并曾赏朝马者，均可乘肩舆入朝，至应下马处下舆。年龄更大些的官员，还可以乘轿入内城。后来更有在紫禁城内坐暖轿的情况出现，道光间，七十七岁的大学士长龄、八十岁的大学士曹振镛、八十六岁的大学士富俊等，都可在紫禁城内坐暖轿，用以御寒，也是对老年大臣的特殊优待。

赏朝马制度中，后来用的最多的还是二人抬的椅轿，也称为腰舆，与乾隆时用两根抬杆绑在椅子两侧有所不同，这种腰舆是把椅子固定在平板上，两边绑短木杆，行走时并不抬在轿夫的肩上，而是抬在腰部，增加了稳定性和安全感。(清 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五，中华书局，1995年2月版， 193-194页。)

晚清时期，清廷礼制多被打破，而赐紫禁城骑马之制，也变得较为普通了，咸、同以后，得到此种赏赐的人不一定就年老，也不一定有多大的功劳，且得此赏赐的人也很多了，看来已不是什么“殊荣”了。此时，这已是慈禧太后控制、笼络朝臣的手段之一了。如咸丰间，工部左侍郎杜翰、户部尚书柏葰均加恩“赏紫禁城内骑马”。礼部右侍郎刚毅因护送慈禧西逃，李鸿藻因镇压捻军“有功”等，均“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慈禧之父惠征官仅侍郎，亦准在紫禁城内骑马。

同治帝登基时，特命准恭亲王奕 在紫禁城内坐四人小轿，这里不仅是乘暖轿，而且是四人抬的轿子，显示出特殊恩宠：“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着，加恩着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清 梁章鉅、朱智《枢垣记略 恩叙》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 109页)这与乾隆时张廷玉、鄂尔泰轿子类似而地位更有甚之，因为此时辛酉政变刚刚成功，西太后着意笼络恭亲王，才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

然而不管怎么说，能够赐紫禁城骑马，也还是有清一代对臣下的一种礼遇，也是历史上舆轿制度中一个特殊方面，从中可看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