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全运会马术冠军是哪里人？为什么是贵州？

　　1959年8月底，贵州省体委决定成立马术队。贵州第一支马术队――贵州马术队在清镇飞机场成立，其教练就是我的父亲秦霄光。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第8期，后又考入陆军学校专攻英文，之后在国民党军马局任职，主要工作是到新疆、内蒙等地为国民党骑兵队伍挑选马匹。父亲从小就爱马，对马的脾性、耐力、速度、力量以及年龄等一看就知道。因而，他买回来的马都是好马。1951年2月，父亲率整个团的官兵在西康雅安起义。起义后，父亲被分配到贵州清镇军马场担任驯马工作。父亲曾自豪地告诉我，清镇军马场的马都是良种马，不仅有蒙古马，还有英国马、阿拉伯马、苏联马、美国马。这些马有的还上了苏联中译本杂志，被称为世界著名良种马。我曾见过父亲说的这本苏联中译本杂志，上面登有4匹马的照片，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文字的注释是：这4匹马现在中国贵州清镇军马场。

　　清镇飞机场始建于1934年初，1938年9月曾被9架日机轰炸，1941年正式启用。其长为1350米，宽约300米。1942年和1943年，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和第十四航空队曾先后派遣飞行中队在此驻扎。清镇飞机场的基础由石块筑填，道面由泥沙夯实。因此，当贵州马术队的教练、运动员们来到这里时，见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荒草。机场的周边有草木蓊郁的坡地和高山，有飘散着炊烟的村寨，有一条蜿蜒的绿色小河，还有当年修建机场取石挖土后留下的几座土坡。土坡黄红色，寸草不生，且坡度很大。显然，清镇飞机场是一个喂养和训练马匹的理想之地。

　　那时的贵州马术队教练就是一把手。父亲既管行政又抓马术，上任伊始，头件大事就是备战全运会马术赛事。

　　1959年9月13日，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其马术竞赛分会场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父亲带着成立不到一个月的贵州马术队到呼和浩特参赛。经过10多天的角逐，不想贵州马术队竟获得全国马术比赛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第一名是解放军队），其中，1万米赛马获第一名，障碍赛马获第一、二名。

　　以下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摘录：“ 新华社呼和浩特24日电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马球、赛马和障碍赛马竞赛，今天是最后一天。在竞赛中，贵州省选手刘洪杰，以惊人的骑术和耐久力获得了男子乙组一万米赛马的全国冠军，成绩15分3秒2，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运动大会一万米赛马15分36秒7的成绩提高了33秒多，成了目前全国的最高成绩。获得这项竞赛亚军的是新疆哈萨克族小骑手玉素甫江，成绩15分14秒3。第三名是新疆十三岁哈萨克骑手塔兰奇。

　　23日男子甲组超越连续障碍赛马，贵州省选手李全芳和吕具安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后来，第一届全运会马术竞赛分会场的竞赛实况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在清镇放映时，我姐姐和二哥见到父亲在赛场边指挥，禁不住高声大呼：“爸爸！爸爸！”引来好些观众伸长脖子朝他俩张望。若干年后，当贵州马术队被撤销后，我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第一届全运会马术竞赛的总指挥就是父亲。父亲还说，当贵州马术队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后，不少其他省的教练都来向他取经。

　　贵州马术队的马开初有30多匹，后来发展到100多匹，种类有蒙古马、阿拉伯马、苏联马、英国马。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金生，卡五，卡良等。运动员们骑乘的都是公马，每人一匹。公马一个个身材高大，膘肥体壮，目光灼人，精神抖擞，健步如飞。由于性烈，公马是不能群居的，否则就会发生斗殴，它们有自己的马柱和厩舍。运动员们有时会骑着自己的爱骑背着父亲与摩托车赛跑，短距离内，摩托车是跑不过马的；有时会骑着自己的爱骑背着父亲到清镇兜风，引得围观的市民们一个个睁大了双眼连声称奇。那时，一种自豪感就在我心中升起。我想他们应该知道，我的父亲就是这些运动员和这些马匹的教练。

　　一次，清镇东门桥小学的教导主任孙老师叫我带一句话给我父亲，说全校师生想看看马术表演。我给父亲说了，但父亲有些犹豫，说这几天马的训练力度太大，马太累，运动员也累，过几天吧。不想第三天孙老师竟找上门来了，父亲也就答应了。第四天，天气特好，在清镇飞机场，运动员们骑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头大马在父亲的口令下出场了。先是在跑道上表演钻火圈。只见一匹匹载着运动员的马从点燃了的火圈中闪电般地钻过去。接下来，攀登土坡的表演开始了。那土坡，一个接一个，约200米长，最大的约30米高、80倾斜度。只见那一匹匹马载着一个个运动员风驰电掣般奔来，越过一个个土坡，到了最后一个离地面约两米的制高点，后腿猛地用力下蹬，前腿紧紧抓牢上方泥土，忽地窜上去了。师生们看到这情景，一个个紧张得喘着粗气，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直到表演结束，师生们才如梦方醒，鼓起了如雷的掌声。

　　贵州马术队从1959年8月底成立到1965年上半年撤销，这段时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贵州马术队的家人吃不饱，但贵州马术队的马匹不仅吃得饱，还吃得好。贵州马术队的马匹吃的不仅是细嫩的青草和营养丰富的苜蓿草，还吃营养丰富的胡萝卜、红薯、黄豆、玉米、麦麸，甚至鸡蛋。

　　父亲对自己的下属是宽容的，但对自己的子女却是严格的。他不允许我们到马厩去，怕到了马厩会去拿马粮。

　　在清镇东门桥小学上学期间，差不多每天夜晚我都见父亲伏案写作，长大后，才知道他写的全是有关马的喂养、调教、配种、治疗以及怎样与马建立感情等方面的方法和体会。父亲写的纸页，大抵可装满一辆马车，可惜“文革”中怕受崇洋媚外的牵连，大都烧了，剩下的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叫我们带到父亲的坟头烧掉。

　　贵州马术队被撤销后，一部分运动员和饲养员被分配到了贵阳三桥加油站工作，另一部分运动员和饲养员以及父亲则留在了省体委工作。但我们家仍住在清镇飞机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还是一位治疗马匹疑难病的优秀医师。1958年底，赫章县的马匹出现了一种怪病，致使马匹大面积死亡。上级委派父亲前往赫章县，与随后赶来的苏联专家一同会诊并治疗。父亲二话不说，带着我们一大家人乘坐三天两夜的车去了。一个多月后，父亲和苏联专家诊断出了病因：白血病。不久，苏联专家撤离了，就留父亲一人在那里继续治疗。半年后，父亲终于遏制住了病情的蔓延。也就在这时，父亲接到了调回清镇军马场的通知。 　　父亲调回清镇军马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为客车托运时失落的两本英语大辞典哀声长叹。但他没想到，“文革”中他被贬到施秉县农业局兽医站当一名普通兽医，被造反派抄家，又失落了两本英语大辞典。那时的他不仅气得哀声长叹，而且气得像发疯一般找遍了整个县城的旮旯角落。

　　父亲不仅对贵州马匹的怪病诊断和治疗作出过重大贡献，对贵州的马术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还对全国的马术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1983年，已71岁高龄的父亲仍在施秉县坚守兽医工作。6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时任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大致内容是：国际奥委会制定出了新的马术竞赛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希望父亲尽快将之翻译出来，如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可先将上半部翻译出来，以用于第二年5月在新疆举行的全国马术大赛。荣高棠知道，在中国懂英文的大有人在，但既懂英文又懂马术的就我父亲一人。他深知我父亲的价值。

　　父亲接到电报后，不分昼夜，不顾吃喝，竭尽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规则的翻译中。半年多时间过去了，父亲几易其稿，对每个认为不贴切的词语都反复推敲、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这才完成了规则上半部约10万字的翻译工作。正当他还想继续翻译规则的下半部时，突觉身体不适，像患了感冒一样，胸闷，咳痰不止，痰中还带有血丝。一向不敢轻易惊扰父亲工作的母亲终于坐不住了，硬逼着父亲去县医院诊断。诊断结果一出，医生便有些慌乱地告诉母亲，还是去省城大医院治疗吧！父亲一到省城大医院，我们一大家子人都赶来了。医生告诉我们，父亲已患了肺癌，而且是晚期，大约只有3个月的存活时间了。我们一下子慌了神，我二哥给荣高棠发了封电报，告知了父亲的病情。一个星期后，我们接到了国家体委击剑处发来的电报，说荣高棠先生很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并委托他们在北京联系了协和等四大医院，希望父亲来北京治疗。这无疑使我们一大家子人激动万分，心想父亲的生命也许有救了。不想大哥却说：已通过电话向上海一位在全国很有名气的治癌专家咨询过，他告诉我，既是晚期，就没必要去北京治疗了。直到目前，世界科学界还未找到癌症的真正起因，因而也就没有找到治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我们一下子沉默了，守在父亲身旁，悄悄抽泣。我们每天都祈盼着世界科学界突然宣布已找到了癌症的起因，找到了治疗癌症的有效手段。

　　父亲出院后住在清镇电厂大哥家。期间，我们为他办了一件他一直挂怀的大事，将他翻译的规则寄给了国家体委击剑处。不久，国家体委击剑处不仅来电告知父亲翻译的规则将在新疆举行的全国马术大赛中使用，还随后给父亲寄来了3万元稿费。期间，原贵州马术队的运动员、饲养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大约八九人曾一起来看望过父亲。一位工作人员握住父亲的手说，教练，你是贵州马术第一人！我们已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恢复贵州马术队。到时候，还得请你挂帅呢！那时，我看见父亲笑了笑，随后流出了两滴眼泪。然而，父亲没等到这一天，3个月后，他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