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可进乎美、进乎道（王燚）

——读《春虎谈马》

王燚(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宫春虎先生乃当代画马名家，作品丰富多元，理论功底深厚。通过其著作《春虎谈马》可以看出，画马艺术要想取得极高的成就绝非易事，要有笔墨的历史传承与发扬，又要“画马要以真马为师”，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意境之创构。其实，这是一个由技进乎美、进乎道的过程。可以说，宫春虎确实从这些方面悟出了画马艺术创作的真谛，并在画马教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关键词：宫春虎；笔墨；真马；意境

宫春虎先生乃当代画马名家，作品丰富多元，理论功底深厚。他所著的中国画马系列教材《春虎谈马》（一套六册），既有技法的详尽讲解，又有理论上的升华，是学习、临摹、欣赏、阅读画马艺术很难绕过的书籍。我读完这一套书时，收获良多，也感想颇多。下面就结合着所读内容，谈一下粗浅的几点看法：

第一，笔墨的历史性。

    尽管我们经常说艺术创作要以自然物象为师，但也要看到，不能忽略到笔墨对自然物象的表现问题。也就是说，艺术创作在笔墨结构上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一笔一墨皆讲究历史之来源。如书法、山水、花鸟、兽类、人物等艺术，皆是如此。正是这种笔墨结构，才使中国传统艺术有了传承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初学绘画的人来说，首先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笔墨做起，否则就不能获得更好的来自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只有说笔墨结构学得非常到位和熟练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到创作的佳境。在此阶段中，艺术家只为表现那韵味悠长或蕴藉深远的意境，一定会忘掉笔墨，达到身、心、物、境、画的融合。由此，笔墨与艺术家的趣味、思想共同营造一片美的艺术之境。所以，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艺术家，在真正创作之前，一定要对笔墨及其结构进行临摹，熟练掌握，这为艺术创作奠定基础。从这一点来说，笔墨的历史性非常重要，也确实需要强调。否则，笔墨犹不能驾驭，何谈“师造化”，又何谈驾轻就熟地创作呢。这就说明，笔墨达到炉火纯青之时，艺术家的作品才有显现真境与化境的可能性。

当然，笔墨的历史性有几个方面需要解释：一是艺术家从开始学习绘画时一般会从传统的笔墨学起，否则就脱离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二是艺术家在创作时的笔墨并非全然来自灵感，而是对前人笔墨的继承与发扬。所以，古人在绘画方面也讲究师道传承。三是艺术家要注重笔墨及其历史性，但并不能拘泥于笔墨，否则只能是作茧自缚。这就意味着，笔墨既要取法传统，也应该有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来自多方面的，比如技法、材料、物象、意境等。只有如此，才能使绘画穿越时空，显现出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言之，《春虎谈马》系列教材表现出了宫春虎对画马艺术笔墨问题的重视。他在谈工笔与写意的笔墨问题时，不仅注重创作中的技法，而且也往往涉及到笔墨的历史来源。比如，他在谈工笔画马技法之时可谓非常细致，并在《马的工笔技法》中特别重视传统工笔技法的构思与用笔。传统技法与宫春虎自己的技法之间既有继承关系，又有互动关系。如此，传统技法才能在当代社会被激活，并进行笔墨的现代性转化。再比如，他也较为深入地谈到写意画马技法，并在《马的写意技法》中还专门谈到徐悲鸿画马艺术的笔墨问题，而且在《论马集萃》里有篇文章《浅谈悲鸿马的造型》中专门涉及到悲鸿马的笔墨之源。这些都表明，画马艺术中的工笔与写意在笔墨上都需要汲取历史源泉。此外，宫春虎在《中国历代鞍马画作赏析》中对历代鞍马画作的笔墨观察相当细致。他对那些鞍马画作的笔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对画作的细致观察费尽心思地去揣摩艺术家所展示的笔墨结构。这种科学的严谨的态度，确实是值得学习。

当然，画马艺术只有在笔墨的历史性基础上，才可能有创新，否则就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土壤。许多所谓现代艺术美其名曰创新，其实质上是抛弃传统的文化底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这种现象确实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反叛传统，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和变化。从这一点来说，《春虎谈马》中对笔墨历史性的重视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画马要以真马为师。

一般言之，艺术创作首先要以自然物象为基础，然后才是技法、审美和观念的呈现。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些审美命题对此有所涉及，比如“度物象而取其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身即山川而取之”“我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等。这意味着，艺术家在创作之前或创作之中要重视自然物象的奠基性。而且，这些审美命题也强调艺术家与自然物象之间所形成的互动与融合关系。画马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领域，基本上也秉持这种观念。

从一些资料来看，从唐代韩干到近代徐悲鸿基本上都是“画马要以真马为师”的创作观念。据《宣和画谱》载：“天宝初，明皇召干入为供奉，时陈闳乃以画马荣遇一时，上令师之，干不奉诏。他日问干，干曰：‘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明皇于是益奇之。”[1]韩干以皇帝之“内厩马”为师，实际上是在人与真马的互动中获得灵感，体味其真性。苏轼在其诗《韩干马十四匹》中说：“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苏轼在这里赞美了韩干所画之马的形象逼真，神采飞扬。徐悲鸿说：“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细致观察其状貌、动作、神态，务扼其要，不要琐细。”[2]就画马来说，这“造化”就是自然而然的真马。徐悲鸿在画马艺术体现了对马的真实认知，如马的解剖、造型、速写、素描、焦点透视、变形等。所以，他的画马艺术才立意高远，既有时代性又不乏真实性。由此来看，师法真实而活灵活现的马，才能为创作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才能使作品更具有审美魅力。

当然，宫春虎也在传承着这一创作观念。对此，《马的基础知识》、《画马百问》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他对马的科学认知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的，真正认识到马的细微末节与主要特征。他很清晰地知晓马的骨骼、皮毛、血管、肌肉、面部、眼睛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来自于人与真马的互动互融。其次，他以真马为师还表现在写生上。写生意味着是对马的形体、状态、轮廓与动作等方面的摹写。有了真马作为摹写的对象，那么艺术家在创作时就会得心应手，不会为马的外在形象所困惑、所滞留，从而进入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古人讲“形神兼备”，只有对这“形”的熟知，才能真正展现其“神”的抒发。从这个意义上，知物性，尽其性，忘其形，进乎美，进乎道，才是真正的创作之道。从《春虎谈马》系列中可以看出，宫春虎对此已有了充分的把握。

第三，意境之诞生。

对于艺术来讲，意境是其创生和呈现的重要方面。这对艺术家来说是难之又难，因为意境之诞生需要很多条件和因缘际遇。从《春虎谈马》这一套书中，我感受到画马艺术要想呈现出意境至少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艺术家要有纯熟的笔墨技法。艺术家在创作中要掌控笔墨的疾徐、粘滞、干湿、浓淡等，甚至会忘掉笔墨，直达那种纯然的、不隔的、审美的境界。需要指出的是，笔墨不是不重要，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在表现艺术家对生命的体验之被遗忘了。在此过程中，笔墨的美丑已被超越，生命的真实与澄明才真正显现出来。意境在这种显现中诞生，这是艺术家在绘画中达到物我两忘状态下进入澄明之境的结果。《春虎谈马》系列中尤其注重各种笔墨技法，如白描、重彩、淡彩、大写意、小写意、泼墨等。当然，这些笔法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终要超越的。

二是艺术家对马要有详尽的认知。如上所言，也就是画马要以真马为师，真正体认到马之特点与真性。这样，才能在绘画中驾熟就轻，不至于出现艺术中的败笔。当然，“师真马”并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一个开始。艺术家在与造化之马的反复往来中体味生命之真谛，而这种情境表现在艺术中就是心灵浸润的真实生命世界，即是意境。也就是说，艺术之意境呈现的是艺术家对造化之马的生命体验，对刹那永恒的生命体悟。它洗尽铅华，超越外在之形象，照亮一个灿烂的、活泼泼的生命世界。

三是艺术氛围之营造。自宋代以来，画马艺术家更多地注重在氛围的营造中呈现艺术之意境，如李公麟、赵孟頫、郎世宁等。当然营造氛围并非目的，而是让它与马之间形成一种融合，呈现出一个审美之境。也要看到，这种氛围之营造一般会规避秩序，规避人工，崇尚天然。如此一来，情景、虚实、气韵、意象等才能形成“超于象外，得其环中”之意境。宫春虎之婉约风格的画马艺术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桃花桃花飞满天》《雨中情》《细雨图》《秋水伊人图》《天暗嘶风归》等作品中非常注重氛围之营造，使人很容易进入那种审美之境。

四是画马艺术在创作中对于诗词意境的化用。画马与诗词，尽管在形式上不同，但都属于艺术中的门类，所以在表现情感与创造意境方面有着本质的相同。应该说，诗词之意境在画马艺术中同样也可以展现出来。宫春虎在其作品中进行了尝试，也获得非常好的效果。他在其具有婉约风格的画作中多处引用婉约诗词中所呈现出来的意境。比如“月上柳梢头”“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度思卿一怆然”“马停杨柳卷嘶风”等都是诗词中的名句，宫春虎则用画马艺术的形式把这种意境表现出来。这在以往的画马作品中并不多见，实属难得。

总的来说，画马艺术既有规律和章法可循，又要摆脱甚至忘掉这规律和章法，正所谓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在此基础上，艺术家才能通过纯熟的笔墨技法呈现那种凌虚高蹈的精神境界，才能与宇宙造化通而为一。如此可说，艺术家可使技进乎美、进乎道，从而创作出意境无垠的艺术作品。通过《春虎谈马》系列可以看出，宫春虎的整个教学体系较为完备，从笔墨方面、师真马方面以及意境呈现方面都有细致而微的解释与实践。而且在解释与实践过程中还配了大量的图片，使学习者或临摹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由此言之，他确实悟出了画马艺术创作的真谛，并在画马教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47.

[2] 徐悲鸿.徐悲鸿讲艺术[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218.

作者简介：王燚，河南柘城人，哲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和德育研究。

该文发表于《美与时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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