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重要的马背骑射民族--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

现在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个人数较少民族，虽然各自的族源、语言、文化并不相同，但因为地理接近，清代时期被总称为“索伦”，也是重要的骑射民族，政治军事地位远远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在满清军队应该仅次于满蒙汉三族，是和锡伯族类似的重要组成部分。索伦八旗官兵转战全国南北，经历了清军入关、平定三藩、征讨俄罗斯、镇压台湾和贵州起义、远征新疆、征讨廓尔喀、缅甸、太平天国、二鸦、甲午战争等主要战役。并且也和锡伯族一样，为了戍守边陲从东北西迁了一部份部队到新疆。

索伦八旗的代表人物，很多由于功勋卓著很多被“抬入满洲”被大家以为是满族人。

海兰察，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鄂温克人。后来也叫满洲镶黄旗人。多拉尔氏。勇敢善战。乾隆二十年（1755）随军入准噶尔，平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因功升任头等侍卫大臣。三十二年，作为清军先锋入缅甸作战。三十三年再度出师，屡建战功。三十六年入大小金川（今四川大、小金川流域），平小金川。又从福康安平大金川。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回族、撒拉族发动起义，海兰察随军前往镇压。乾隆末年，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清廷派福康安进兵台湾，海兰察在福康安帐下任参赞大臣。五十三年俘林爽文，解往北京。另一起义领袖庄大田亦被福康安、海兰察俘杀。五十五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扰西藏，入日喀则。次年，海兰察随福康安入藏，败廓尔喀兵，迫使廓尔喀请和。海兰察深得福康安赏识，福康安屡任大帅，均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封爵至一等超勇公。清廷封号“额尔克巴图鲁”。四次紫光阁画像。他也是首个并非阵亡而是病故被入祀昭忠祠(相当于清朝的靖国神社)的人。

长顺，达斡尔族，郭布罗氏。末代皇后婉容的曾祖父(因此婉容也是达斡尔族)，祖籍黑龙江布特哈，被转为满洲正白旗。他是三朝重臣，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战功赫赫而青云直上，20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勇号恩特赫恩巴图鲁。主要参加了镇压捻军、陕甘回族起义，左宗棠收复新疆等战役。同治年间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封疆大吏。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甲午战争期间作为吉林将军，守住了辽阳等几座城市。日俄战争期间，限制了战火扩大到吉林。在他主政吉林期间，吏治清明，百姓安乐。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并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他还主持编修了《吉林通志》。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近年才去世，生前长期担任北京达斡尔族协会名誉会长职务。婉容家就在北京著名的南锣鼓巷。

话说这个郭布罗氏是达斡尔族的名门望族，近代以来，无论内蒙、东北的革命、反革命、伪满、文化等各领域，有许多姓郭的，通常就是达斡尔族。而新疆的达斡尔族，也和锡伯族类似，一直保留了国语骑射遗风。

达斡尔族还有一个民族传统绝技：曲棍球。悠久的传统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内蒙莫力达瓦旗于1975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男子曲棍球专业队，培育出中国第一个曲棍球国际裁判和第一个曲棍球国际女裁判，并为国家及十几个省市输送了大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有几十人成为国家队主力队员，成为中国现代曲棍球运动的摇篮。

另说一说“西迁新疆”这个概念。一般主要说锡伯族。实际上，清政府驻扎新疆屯垦戍边的主力部队都是西迁来的各族。依据迁移距离从近到远是厄鲁特营(新疆当地准噶尔蒙古族、从新疆归附承德后又作为政府军打回新疆的准噶尔蒙古族、土尔扈特东归的部分人)、满营(来自北京、西安、甘肃的八旗满洲、蒙古)、察哈尔营(从张家口去的察哈尔蒙古族)、锡伯营(来自沈阳的锡伯族)、索伦营(上述三族+少量锡伯族，来自黑龙江)。这几部分都是中央任命官员的八旗编制的“中央军”，不同于受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的地方武装力量。此外还有汉族的绿营也是政府军。满营和绿营驻扎在多个主要城市。另几个营基本都在伊犁。19世纪末期增加了湘军为主力的汉族部队和内地回族部队。除了满营在历次叛乱、革命中被当地人民几乎全部打垮以外，其他各族均基本落户成了土生土长新疆人，各营的军事编制都延续到3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新疆才解除。

h4v6sY

美轮美奂，令人向往。 h4v6sY

新疆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较好的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射箭作为新疆锡伯族出人头地的一条捷径，所以很多家庭每天清晨很早就逼迫孩子练习射箭，所以当时的新疆射箭队多数是锡伯族，中国射箭队也以新疆锡伯族为主。在高考盛行的年代，大家逐渐放弃射箭传统，转而投向孩子的文化学习中，这个时期，各个家庭比拼的不是射箭了，而是谁家的孩子高考上榜了。所以现在这种骑射文化没落了。新疆射箭队也凋零了，中国国家队也几乎看不到锡伯族、达斡尔族队员的身影了。 h4v6sY

[quote]新疆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较好的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射箭作为新疆锡伯族出人头地的一 ... 如果这样比起来，在奥运战略的促进下，内蒙达斡尔族的曲棍球，还传承得不错。

一个莫旗成就半支国家队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曲以4∶3战胜南非队。翻开18人大名单，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竟有7名队员来自莫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麦克格拉斯闻讯于2008年8月18日来到莫旗采访，后写下“中国曲棍球之乡”一文，发表在2008年8月23日《纽约时报》上。

现代曲棍球运动的强国虽然大都是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英国等英联邦国家，其实，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历史却远比这些国家悠久。我国有关“曲棍球”运动的记载，在唐代就有了，那时“曲棍球”叫“步打球”，与现代曲棍球运动极其类似。辽代以后，“曲棍球”运动在我国其他民族中逐渐消失，而作为契丹人后裔的达斡尔族，却始终保持着这一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达斡尔族人居住的小山村里，这里自古流行着一种和现代曲棍球极为类似的运动，达斡尔人称为“贝阔”，打贝阔是达斡尔族男子必备的本领。

打贝阔在达斡尔族人中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打贝阔用的棒子需要寻找天生弯曲的柞木树根自己制作，长短没有统一规格，大多根据个人的身高和习惯做成。每逢节庆，达斡尔人都要打贝阔，比赛一般没有专门的裁判，大家以道义为准绳，球棍一律从右侧击出，以免互相击伤，任何人不得用球棍打人、绊人。对达斡尔人来说，保持良好的赛场球风，就是做人的品行和形象。

1976年，以达斡尔族小伙子为主的中国第一支专业曲棍球队成立了，这些从偏僻乡村拼杀出来的达斡尔族小伙子们，凭借着祖先留给他们的贝阔技艺冲向了国际大赛场。

1978年至今，莫旗男女曲棍球队（分别代表内蒙古男女队参赛）共获得28次全国冠军、13次全国亚军和10次全国季军，雄霸全国。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由4名来自莫旗的主力队员组成的中国男曲勇夺银牌。达斡尔人先后有120多人成为国家曲棍球队队员，他们赴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大赛和访问比赛，甚至出现过场上11名队员中就有10名是达斡尔人的惊人场面。

莫旗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鄂黎明自豪地对记者说：“可以说，有曲棍球队的地方就有莫旗人。目前，全国排名前六的各省级专业曲棍球男女队中的教练都是莫旗人，主力球员也有不少。”

1989年，莫旗被国家体委正式命名为“曲棍球之乡”。目前，莫旗政府利用7名国家队队员的租借费和旗财政的配套资金，修建了一块标准曲棍球场地；同时，在各乡镇学校中挑选7所曲棍球基点校，每年有三四百名适龄青少年在接受曲棍球训练。曲棍球收藏着达斡尔人的记忆，也延续着达斡尔人的精神。

h4v6sY

伪满时期，达斡尔族头面人物：凌升 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达斡尔族，莫日登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贵福，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汉文，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 历任要职 　　凌升由呼伦贝尔蒙旗中学毕业后，先后任管理台站笔帖式(秘书)、骁骑校、劝学员、呼伦贝尔自治会副会长、海拉尔警察局副局长等职。此时，正值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这一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 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又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他们在厄鲁特总管胜福、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失去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顺应潮流，识大体，于1920年1月6日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呼伦贝尔志略》称他“志量豪迈，英风伟略， 冠绝一时”。1920年以后，他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以后，强调民族及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大批农民无节制地移入这一地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为防止匪患，减少当地驻军对牧区的扰乱，减轻苛捐杂税，他经常奔走于海拉尔与齐齐哈尔之间，为稳定这一地区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他又先后任蒙疆经略使顾问、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1928年，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出任会长。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引起了日方的注意。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 者”，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 ，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 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 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 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争辩。日本原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指责凌升不为日“ 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 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凌升事件 　　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会议期间，即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 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 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生于1889年)，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事前驻防与满蒙边境)、，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 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字泽吾，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 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长春)，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 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 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 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年仅21岁、26岁)，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 、停职。 　　凌升等人在被害前，其家人应召去新京监狱会见。此时，他们已知道将要被杀害，但仍很坚强。临别时，凌升跪在地上，叩拜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 　　凌升被害后，其任特任官的老父贵福被撤职，在哈尔滨学习俄语的儿子被迫中途退学转入东京兽医高等学校。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溥仪不再同凌升家结亲。凌升家的财产亦在驻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被清点，并派专人负责监管。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呼伦贝尔现代史反抗外族欺侮和帝国主义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h4v6sY

清代学者认为索伦系契丹辽裔，满州是金裔。 h4v6sY

[quote]清代学者认为索伦系契丹辽裔，满州是金裔。 现代也认为达斡尔是契丹后裔，但是鄂温克和鄂伦春不是，是女真这一圈儿的。 从语言分类看，达斡尔语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该语族九种语言，和蒙古族的蒙古语都比较类似。 而鄂温克、鄂伦春语，都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就是和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古代的女真族语是一个体系的，互相基本能听懂不少。 但是，达斡尔族由于整个清朝一直是八旗编制，所以受满语影响很大。 蒙古语族的另一些语很有意思：卡尔梅克语，其实就是没有东归的土尔扈特人的语言，实质上可以说是蒙古语的一个方言。布里亚特语，其实也非常接近蒙古语。土族语，该民族自称为“蒙古尔语”，其实就是土族自认为是蒙古人的意思(实际是受到蒙古影响的西夏后裔。土族的土司，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西夏皇族担任，姓李)。裕固族语，裕固族就是“回鹘=维吾尔”的另一个翻译，只不过他们基本保留了古代回鹘族的佛教信仰，和现代的维吾尔族已经区别很大了，所以特意选用了另一个音译。(裕固族的一个方言，却是和现代维吾尔语类似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显然该族由两部分人构成。)还有一个阿富汗的“莫戈尔语”，其实说白了仍然也是“蒙古语”或者叫“莫卧儿语”。是蒙古西征留在阿富汗地区的察合台汗国的遗民，是一种充满了波斯、伊斯兰影响的蒙古语。还有一个南方的蒙古语，就是云南的蒙古族，和四川的蒙古族(表面看类似摩梭人)。是充满了彝族和纳西族文化元素的特殊的蒙古语。 所有这些语的区别，据说都比汉语的某些方言之间的区别要小。 h4v6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