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蒙古的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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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由成吉思汗创建并由他的继承者保持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窝阔台 [ 扫校者注：此处有误，应为也速该 ] 之子铁木真。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正是他把一个由于妒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分裂为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军事组织。1211年，他在统一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后即着手统一中国。五年内，蒙古人迅速占领了华北和朝鲜，他们对城市和乡村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就在这时，成吉思汗发现单纯依赖骑兵无法攻占筑有高墙的城市，因此向中国工匠学会了制造攻城机械和使用射石机、弹弩的方法。
　　最后，成吉思汗认识到要统一中国这样辽阔的地区需要化费很长的岁月。这时他又得知蒙古内部发生了动乱，因此只得留下少量部队后返回蒙古。后来他又率领军队进攻波斯花剌子模帝国，并于1221年使之臣服。接着继续领兵向南、向西、向东，席卷了整个亚洲，毁坏了大批城市和乡镇，残酷地屠杀那些对蒙古人来说一文不值的老百姓，使这个地区备受蹂躏。接着蒙古军队又从波斯出发向西北方向推进。经过广泛的兵力侦察，一支大约20,000人的军队在苏布台和笳卑将军的率领下穿过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并派探哨四出察看地形。1223年，蒙古军击败了卡尔卡(kalka)河岸的一支由俄罗斯人和库曼人(库曼百姓在蒙古人越过高加索前就逃走了)组成的军队，接着又跟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军队遭遇并将其击溃，然后向东折回。根据这次远征所收集到的大量情报，十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制订出了征服欧洲的详细作战计划。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因为蒙古在西方的敌人，不相信他们会被一支小小的军队压服。13世纪的欧洲人确实但又错误地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别国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这其实一方面是欧洲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托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蒙古人采用了一种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因而能够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进行作战。
　　对于现代军队来说，要想重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树立的功绩，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成吉思汗他们有着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蒙古军队通常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军队，但人数也不到24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以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没有超过15万。
　　蒙古军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单一简洁的组织体制是其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三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一万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十个骑兵团，每团1000人；每个骑兵团包括10个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包括十个骑兵班，每班10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但是假如许多马匹垮掉，那末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马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进行射箭。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不过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上作了一些创新。
　　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他们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锁子铠甲。他们头戴当时中国和拜占庭士兵通常所用的简易头盔。重骑兵骑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
　　蒙古军的百分之六十是轻骑兵，他们除了戴一头盔外，身上不披盔甲。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


　　轻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这是一种很大的弓，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比英国长弓还要重，射击距离为200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比较轻，箭头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比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跟重骑兵一样，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者一根套索，有时还带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蒙古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要披一件绸长袍。这种绸用生丝制成，编织得十分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绸衣，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因此蒙军招来的中国外科医生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为了确保和加强骑兵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对完成预定的任务影响最小。
　　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选出的。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比如，他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他后面的敌人。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随时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别处还未有所闻。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例如，1241年，苏布台的先遣部队只化了三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路上大部分地区有很深的积雪，而且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军。
　　由于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备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都只要最小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都能靠喝马奶生活，因此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一开始，他们运用原有的进攻战术未能攻占筑有城墙的中国城市。后来向中国学会了攻城炮的使用方法。尽管这种炮很容易用牦牛和骆驼来驮运，但是他们的部队还是尽量少带这种装备。象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那样，蒙古士兵能够就地取材迅速把攻城机械架设起来，因此蒙古军队的机动能力是任何别的军队所达不到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经常超前作战部队上百英里进行侦察警戒，从而使部队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机动性。
　　在战斗开始时，蒙古骑兵纵队通常摆开极宽的阵势高速向前冲去，各主要部队之间由传令兵传送信息。当发现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送往总指挥部，然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敌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把它吃掉，那末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敌人分散击溃。
　　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下属将领在作战方法上从不因循守旧。如果已经发现敌人的确切位置，他们就率领主力袭击敌人的后背或者侧翼。有时他们佯装撤退，然后在更换新的马匹后重新发起冲锋。
　　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很宽的一条阵线向前推进。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者停止前进或者向后稍退，其余纵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敌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乘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并彻底歼灭。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由五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为重骑兵，其余三队为轻骑兵。在这五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部队负责侦察掩护。
　　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三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列重骑兵首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乱箭袭击下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扰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如果纵队指挥官认为预备性袭击已使敌人完全瓦解，那末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但如果需要，这时就命令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连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那末两翼部队便向翼侧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和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彻底击溃。这种包围运动是蒙古军队常用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特别善用计谋来实施这种方法。
　　蒙古人跟好讲义气和面子的西欧骑士不同，他们不赞成欧洲人堂堂正正的打法，而喜欢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这里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战例。
　　蒙古人喜欢冬季作战，封冻的沼泽河流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为了测定什么时候河上的冰层能够足以承受马匹的重量，他们往往驱使当地的老百姓为他们上冰察看。1241年末在匈牙利，他们把无人照看的牛群留在多瑙河的东岸，而眼看着那年年初被他们驱赶到对岸去的难民受饥挨饿。当匈牙利人渡过河来牵回牛群时，蒙古军队又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了。
　　另外一种计谋，我们把它称为战术手段可能更为恰当些，那就是在作战中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遣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及行动。
　　蒙军首领常常喜欢先派一支先遣队迎战敌人，打一下便向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要好几天，最后敌人发现自己落入了蒙军的陷阱，四周已经被埋伏着的蒙军骑兵包围了。
　　成吉思汗在中国作战的初期，他的骑兵部队常常在中国城市高大的城墙面前束手无策。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采用了中国南方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几年之内蒙军将领就创建了一种能够攻占原先似乎无法攻破的城防设施的作战体制。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攻城部队和一批最优秀的工兵，他们被蒙军征募而来，充当攻城部队的士兵。
　　在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部将苏布台后来所进行的战役中，任何城防堡垒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军队进军的步伐。对于有重兵把守的城市，蒙军往往用一个纵队来围攻，并派部分或全部工兵辎重队予以协助。主力部队仍旧继续前进。由于蒙军常常巧施计谋，大胆行动，急速直捣敌城，因此，领头的轻骑兵总是在对方还来不及关闭城门之前就紧跟着冲进城去。假如敌人预先充分戒备，使蒙军冲不进去，那末围城的纵队和工兵就迅速有效地开展常规围攻战，蒙军主力也竭力寻找对方的主力野战部队交战。一旦胜利在握，被围城池常常不战自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百姓常可少受一些灾殃。
　　但是，如果守城部队竟敢公然抵抗，那末成吉思汗的工兵就会很快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或者迅速为不骑马的纵队骑兵作好攻城准备。为了造成守城部队的混乱，增加防守的困难，蒙军在进攻之前先派轻骑兵在城墙前冲击一番，发射燃烧箭，使被围攻的兵营或城市烧成一片火海。当他们准备穿过城墙上的突破口或越过对抗工事发动最后进攻时，常常采用一种残忍的但却十分成功的办法。他们让一大群俘虏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行的骑兵。这样守城部队要击中他们就会先杀死自己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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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塞 · 发表于 2007-5-24 16:49:00

　对于成吉思汗的参谋体制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其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作战历史大多是由其敌人撰写的，而他的敌人又很少了解他是如何赢得战争胜利的。显然，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价，整个战役的进军路线便预先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每个下级指挥官都有一段很宽的地域范围以实现其作战目标。战斗中只要不违背总的作战方案，他可以率领部队在其作战地域范围内自由运动，迎战敌人。骑马传令兵迅速敏捷地来往于作战总部和下属各部队之间，传递命令交换战斗情报，以确保各级指挥机构的协调统一，并使成吉思汗始终能够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
　　 1237年12月，苏布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军再次渡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在这次远征中，蒙军的情报搜集、严密的作战计划、严格的训练以及巧施计谋策略等各种手段得到了全面运用。一路上所到之处他们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击败了遇到的所有敌军，大搞血腥恐怖。蒙军骑兵横越俄罗斯，几个月内摧毁了北俄罗斯的各个诸侯国。到了1238年，大部分俄罗斯地区都遭到蒙军铁蹄的蹂躏。接下来的两年中，苏布台的部队进行休整，以便巩固他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统治，并着手搜集有关欧洲的情报。1241年初，苏布台在喀尔巴阡山东南以及黑海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作战基地后，便着手开始下一场战役。这时他的野战部队可能达到了10至12万的兵力。
　　这时蒙军的主体由两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分为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苏布台和拔都分别率领。他们的任务是强行越过中央喀尔巴阡山山脉，两军将会师于匈牙利平原上的佩斯城前，此城在多瑙河东岸首都布达城的对面。另外还有两个纵队，各由一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其任务是保卫主力纵队的南北两个侧翼。
　　按照计划，北部侧翼纵队横扫了波兰、西里西亚和普鲁士东部地区，行进中击败了大量敌军，把中西欧各君主国的注意力从蒙军主要进攻目标上吸引了过来。南部侧翼纵队进军同样顺利。经过三次激战，敌军在德兰西瓦尼亚的抵抗遂告失败，该纵队穿过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铁门，然后向北来到匈牙利平原，跟佩斯城附近的苏布台军会合。
　　与此同时，蒙军的两个主力纵队于3月12日突破了喀尔巴阡山口的匈军防线。匈牙利国王贝拉得到这一消息后在200英里外的布达城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尚未结束，3月15日他又得悉蒙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对岸。
　　贝拉急忙在两周之内集结了一支将近10万兵力的军队。这时蒙军被宽阔的多瑙河和佩斯城坚固的防御工事挡住而前进不得。四月初，国王贝拉率部队从佩斯城向东进发，小心翼翼寻找机会跟蒙军交战。而蒙军则在匈牙利军队的前面缓慢退却。4月10日，在布达和佩斯两城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绍约河附近，两军开始接战。贝拉的军队给苏布台一个措手不及，迅速有力地占领绍约河上的一座桥梁，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他又在河西岸将四轮马车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兵营，让其余部队驻守其中。他知道，蒙军约有6万兵力，而他的军队达9万以上，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黎明前，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发现飞来一阵密集的石块和箭，紧接着蒙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桥头守军瞬即崩溃，蒙军急速穿桥而过。贝拉的主力慌忙从兵营出击。接着两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突然，人们恍然大悟，这只不过是蒙军的一次牵制性进攻战。
　　蒙军的主攻战是由三个骑兵纵队实施的，总兵力约三万，由苏布台亲自指挥。在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他率部在离桥头堡以南很远处涉过绍约河冰冷的河水，然后折向北袭击匈军的右翼和后背。匈军挡不住蒙军猛烈的冲锋，慌忙退回兵营，但很快又被蒙军包围，并遭到几个小时的石块、箭和燃烧油的袭击。


　　一些绝望中的匈军士兵发现其西侧有一缺口，于是夺路冲了出去。此时蒙军对别处的进攻越来越猛，因此更多的匈军士兵乘机逃走，很快他们成群结队越过缺口向西窜逃。随着匈军防线的崩溃，幸存者慌忙加入了逃兵的行列。为了跑得快些，他们丢弃了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盔甲。这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又一个陷阱。蒙军已经骑上新的快马，从四面八方围截过来，猛砍精疲力竭的匈军士兵，追得他们只好逃进沼泽。蒙军又袭击了匈军企图藏身的村庄。经过几小时的血腥厮杀，匈军全军覆没，一小股幸存的士兵带着恐怖的消息逃回了佩斯城。
　　整个欧洲都为蒙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正当蒙军于1242年初逼近维也纳的时候，从遥远的蒙古传来了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薨毙的消息。拔都和苏布台必须返回喀喇昆仑重新推选一位新的领袖，因此，整个西欧又惊又喜，蒙古人终于退回到了他们冲杀出来的那块不可思议的鬼地方，只在俄罗斯留下了一支占领军。
　　蒙古军队撤离后，他们留给匈牙利、亚里西亚和波兰的浩劫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整个地区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以佩斯城为例，死亡人数共达10万人之多，光是绍约河一战就有7万人阵亡。那里的经济也陷入一片混乱。
　　蒙古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养成，建立了一支以弓箭为武器，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并且充分运用了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了智取计赚和残酷无情的心理战手段。13世纪时，他们在欧洲所遇到的敌人则显得十分笨拙，缺乏机动性，根本无法对付骑着骠悍大马的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材料，那末毫无疑问，欧洲军队跟蒙军的伤亡比例即使不是历史上最高，也是名列前茅的。蒙古的侵略战争，杀伤了大量军民，对被侵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而长期的恶劣影响。遗憾的是，不能长期抵抗蒙古侵略的欧洲军队不仅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蒙古的军队，而且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有益的东西。蒙古人对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短期入侵并没有对欧洲中西部国家的军事战术和传统的作战方法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骑兵作战的理论和战术中可以说是得益非浅的。著名军事历史家休·科尔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1914年喀尔巴阡山战役中，俄国轻骑兵所采取的战术便是以当年蒙军战术为范本的。”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当年蒙古人对我们今天的军事还有着深远影响，西方正在对蒙军的战例、战术以及军事技术进行着广泛的研究。休·科尔曾进一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曾以蒙古军队为例，说服人们将骑兵作战方法运用于坦克。并请注意，美军总参谋长麦克阿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曾敦促国会吸取蒙古军队的经验教训，批准他关于要求为美军机械化拨款的提案。”
　　那末，究竟为什么蒙古人的作战经验对当时欧洲人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从来还没有得到过一种完满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全面的答案。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也许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原委。
　　首先，蒙古人在欧洲遇到了许多地方部队，它们根本无力对付外来的侵略者。大多数正规精锐部队又都被打垮了，幸存下来的部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作进一步的抵抗，敌人却撤走了。在俄国，蒙军的壕沟防御工事构筑得是如此坚固，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俄军也别想有效地对付他们。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一场恶梦，一场难以忘怀的讨厌的梦。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只有三个世纪后墨西哥和秘鲁军事力量的彻底毁灭方能与之相比拟。
　　绍约河战斗之后不到20年，蒙古人又开始大举进兵勒旺岛。不过，这两次战争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此时，蒙军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它所面对的敌人已经有了一套比欧洲成熟得多的军事体制，那就是土耳其军事体制。经过上两个世纪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战争，土耳其从后者学到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当蒙军实力最强的时候，波斯巴比教祖和它的奴隶军队能否挡住成吉思汗或者苏布台军队的侵犯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到了1260年艾因加鲁特战役时，土耳其奴隶军队的猛烈抵抗以及蒙军遇到的严重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便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后继者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艾因加鲁特战役中，蒙军败得并不很惨，不过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当蒙军的侵略势头衰退的时候，中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体制，一种集蒙古、撒拉逊、拜占庭、十字军传统于一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事体制。这一军事体制(不同于蒙古)成功地推进到了地中海地区，甚至到达多瑙河流域，并在那里驻留了几个世纪之久。

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出自T·N·杜普伊[美国]著作《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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