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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之说由来已久。明人罗贯中在话本三国演义中描述到:“....江风浩荡,洪波滚雪,白浪掀天。忽见波上一叶小舟,行于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叹曰:“南人驾船,北人乘马,信有之也。”孙权闻言自思曰:“刘备此言,戏我不惯乘马耳。”乃令左右牵过马来,飞身上马,驰骤下山,复加鞭上岭,笑谓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马乎?”玄德闻言,撩衣一跃,跃上马背,飞走下山,复驰骋而上。二人立马于山坡之上,扬鞭大笑。至今此处名为“驻马坡”。后人有诗曰:“驰骤龙驹气概多,二人并辔望山河。东吴西蜀成王霸,千古犹存驻马坡。”当日二人并辔而回。南徐之民,无不称贺。” 今人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而罗贯中在话本中确讲:南人驾船,北人乘马,其有何不同?乘船之人当是乘坐者,非驾驶人。而骑马者也肯定不是乘坐在马(车)上的人。能驾(驶)船的人谓之:使船,要使好船必然需要“看(见)风使舵,方闯得惊涛骇浪。而北人骑马则不然,焉能没有开疆扩土、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随着时代变迁,南人渐会骑马,北人更需乘船。南宋文天祥就有:南人乍骑马,北客半乘船的诗句。马业、船业从来都是中华发展的催化剂。而今,中国的船业蓬勃发展,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可马业呢?以近油干灯灭之势。痛哉,惜哉。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使用马匹的作用,应该大于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问题是现在的中国社会,迟迟不能给我们的马业新的命题。名不正,使言不顺。而言不顺,则事不成。 “老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有著名的论断:生产生产着消费。中国的马业能不能发展,确实要看市场有没有需求。问题是我们的市场有需求的时候,国内又不能提供让顾客满意的马匹。这样的缺口,只有进口国外的马匹来补充。而马业中马匹的改良、育成又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一时段的投入和等待,绝非一般人能耐得住的。现实中国马业的势态可以用“夜深沉”来形容。政府不能用“愚民政策”来对待市场。中国的马业真的到了需要出现领军人物的时候了。 南船北马的时代已经逝去。无论是南人的船还是北人的马都曾有过我们无法想象的辉煌。哥伦布用船发现了美洲大陆;铁木真用蒙古人的铁马钢刀,贯通了欧亚的文明。正是哥伦布用船把玉米、番薯带回了欧洲,而一个名叫“黎玛窦”的传教士,在明万历年骑马把这两样物种不远万里带到了中国。这种高产作物,使中国的人口从万历年的不足六千万,到清乾隆年达到四万万。如此的功德,难道不应让今天的人们常常记起他们吗?停放在北京海淀的五塔寺内的黎玛窦的墓志碑上清楚刻着当时朝廷对他的歌颂及表彰,称其为“西泰”即西方人的泰斗。呜呼! 南船北马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用手足之情来一言蔽之。马业的落伍,是中国文明的缺失。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马友同志们要呐喊,而且是摇旗呐喊,来为我们的马业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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