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骑兵曾在外蒙古与流亡的俄国哥萨克骑兵交手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北洋军中皖系名将,1905年被保送倭国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渐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俄国的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实际上,从一战爆发,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特)。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这个折布尊丹巴是蒙古藏传佛教的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此后,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为收复失地,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吹大擂颇为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举棋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将军轻袍缓带,在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迫使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30年后王震在新疆效仿徐树铮,摆鸿门宴,杀穆斯林阿訇若干,很快使新疆地方势力俯首称臣)。 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敢恭维,除马匹比中国骑兵的好以外,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骑兵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不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帅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了给外蒙古极大自治权的《六十三条》,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傻眼,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无奈,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原来,中国又闹内乱了。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其实是苏联的)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但中国的仁人志士从来就没有忘记收复外蒙古的历史使命。终有一天,吾辈要策马外蒙古草原,重走当年徐将军进军乌兰巴特之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30 9:23:1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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